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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刘炯朗：我如何做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http://www.CRNTT.com   2013-06-17 14:54:36

刘炯朗：就是靠风气。我非常运气，在我受教育的过程里，有四个我心目中一流大学，台湾的成功大学、清华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大学、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在这些环境里，有一种学术共同体的风气。当做判断、考核时，假如以前的做法客观公正，我们就会跟着客观公正。 　　校长、比较资深的教授们，有责任扮演一个榜样角色。办教育并不能一蹴而就，风气可以建立起来。 　　南方周末：风气可能是某种共同的学术传统，教育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学校不是完全自主办学，外部有一些跟学术关系不大甚至相反的考核标准，可能就需要更广范围的改变。 　　刘炯朗：当然，除了内在环境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在一个不很容易改变的大环境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要改变这个环境。但有些基本原则、基本的观念必须坚持。 　　南方周末：政府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刘炯朗：政府包括很多不同的部门，很多面向，可以扮演支持鼓励的角色，建立互信的互动。大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一定有理由。有时，学校也应理解，政府提供的意见、规范也是深思熟虑的。若大家都是为了把一个学校办好，那就不会冲突，而是互相帮助，互相提升。 　　南方周末：学校申请项目、申请博士点，需要一个评价机制，怎么样保证它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没有从实际政治或人情的角度去做决定？ 　　刘炯朗：的确大环境有过去的历史和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也有理念和目标，一定要慢慢调整，走到最想要走到的地方。 　　南方周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育部门跟你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炯朗：我在清华大学当四年校长，每年教育部门给我一笔预算，在这笔预算下，我尽量做到最好，同时我也争取别的资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个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没有达到结果。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需要你去争取吗，还是每年都是法定的？ 　　刘炯朗：说起来有一点惭愧，这笔预算在过去很多年都相当稳定，也不会删减，去争取，可能增加一点点，增加很多是不可能的。其实这是最好的例子，一方面在已有的资源里我尽量做到最好，一方面我要说服政府、社会大众，高校需要你们支持的，想办法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南方周末：校长运用资源有充分自主权？ 　　刘炯朗：编预算时，我不可能把付电费的钱拿来请客，或把建筑的钱来付教授的薪资。我的预算相当紧，也没有很多可以动的空间。省一点用在文具上的钱，也不能给教授们增加很多薪水。当我有很多钱，电费、买文具、付薪水都用不完，才有空间可以调动。但没有非常大的空间。当然这也是预算的用意和精神。 　　南方周末：这笔预算还要提交给比如理事会或政府最后做决定吗？ 　　刘炯朗：在台湾是学校编预算，要送到“教育部”，经过“立法院”做最后决定。的确变动空间不大，我从来没遇到很大的失望，也许有一两次小小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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