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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馆市坚持61年祭奠二战死难中国人

http://www.CRNTT.com   2013-08-15 13:54:10

直到高中二年级，谷地田才第一次“进城”，到了花冈。他是骑自行车来听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演讲。 　　当时，他一点也不知道花冈事件，更不知道很多中国人死在他听演讲的地方附近。 　　1959年，19岁的谷地田恒夫家里困难，再也无法支撑他的学业了。念到大学二年级的他回到家乡，当了邮递员。 　　在1914年，谷地田先生母亲出生的那一年，秋田县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在当时日本政府统治下，活动往往遭到警察的阻挠和镇压。但工会还是成为了后来当地左翼运动的源头。 　　“农民和矿山的人，工会活动已经进入了生命中。”谷地田恒夫说。工作后，他自己也参加了工会，长期担任日本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协议会事务局长（相当于大馆市的工会组织负责人——记者注）。 　　他工作的邮局就正面对着共乐馆广场。但他依然不知道花冈暴动。 　　“和同事前辈吃饭喝酒的时候，人们自然就会随便地聊起战争经历，比如说谁去中国参过战，负了伤，用便盆吃过饭……但都不是什么严肃的谈话。” 　　最后，他是偶然在朝鲜人卖酒的店铺里，第一次听说了花冈事件。 　　这震惊了年轻的谷地田，在他心中，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作为工会会员，我知道东京、广岛、长崎有反对原子弹运动。那花冈也发生了重要的中国劳工暴动事件，为何花冈不做和平运动？” 　　从1952年开始，大馆人把“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每年为死难中国劳工举行追悼大会等各种纪念活动。 　　谷地田恒夫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上世纪50年代开始，大馆市当地的和平运动主要是工会发起的。一开始我们是以劳动者生活改善为中心，然后发展到和平运动。” 　　1963年，在花冈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在日本朋友的宣传募捐下，高大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树立起来。碑的背面铭刻着每一个殉难者的姓名。每年的6月30日，追悼大会就在碑下召开。 　　1969年开始，29岁的谷地田恒夫开始宣传花冈事件。那年的6月30日一大早，他登上中国劳工逃亡过的狮子森山，为大馆人讲解这段历史。 　　登山的工会成员平均在20～50人规模。“上世纪90年代，有一年的‘6.30’下雨，我等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来。年轻的工会会员平时答应得很好，最后却都推说有事来不了。我真的很生气，想明年绝对不干了！但是到了第二年，又有四五十个人来了。” 　　他没想到，这一干，就坚持了44年。 　　1985年，大馆市举行“花冈惨案”第40次慰灵活动，新华社为此播发新闻。这惊动了河南省襄城县的一个人。 　　他就是当年差点死在花冈的暴动发起人耿淳。他看到后，夜不能寐，带着试探的心情给一个人写了信。 　　信是写给他的难友刘智渠。刘在1945年为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作证后，就留在了日本华侨总会。 　　这一年，日本首相在战后首次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多国的强烈抗议。 　　出乎耿淳意料，刘智渠真的收到了这封漂洋过海的信。中日友好人士都为此激动了：“历史中的英雄，还活着！” 　　1987年，大馆市的战后第42次慰灵大会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第一次有中国人参与。 　　时年73岁的耿淳应时任日本国会议员田英夫、土井多贺子、宇都宫德马和时任大馆市长山健之郎的邀请，再度踏上花冈的土地。当时迎接他的就是谷地田恒夫。 　　那一年的“6.30”大会当天，中国殉难烈士慰灵碑前，已经谢顶的耿淳端起一碗酒，祭奠死去的难友。他身后，是上百名肃立默哀的日本官员和平民。此事轰动了两国，中日报纸均作了大量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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