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

破解中国经济“珍珑棋局”

http://www.CRNTT.com   2014-08-25 09:29:28

近两年以来，有关宏观政策如何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实现兼顾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需要通过降速来为结构性改革腾挪空间。但今年一季度GDP增速由上季度的7.7%回落至7.4%之后，管理层随即出台了包括定向降准、减税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相应二季度GDP增速再次回升至7.5%，由此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和宏观调控的举措的争议再度升温。 　　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多年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在于增量改革的空间巨大（众多非市场化领域的存在和要素供给的充裕），另一方面也在于经济潜在增长的动力十足（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如今这两个因素均面临巨大的瓶颈，中国经济在增长、发展、稳定等方面均存在不少问题，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就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所写的那个进退两难的“珍珑棋局”，而破解此“棋局”也自然成为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6年内还有两次增速拐点 　　截至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7000美元，人均收入也超过了5400美元，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划定标准，中国已经步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位列全球第89名。而2002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这意味着仅用了12年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由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上等收入国家的跳跃。 　　支撑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包括四大红利：人口、全球化、城镇化和市场化。 　　伴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各国政府采取史无前例的反危机措施，全球经济相应由危机前的“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期，进入到以经济波动为主要特征的复苏期。对于中国而言，不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渐凸显，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快速进入到“四期叠加”阶段：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和红利因素转换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未来5年乃至10年发展的总体框架和重点部署，在顶层设计上已经为未来中国经济制度性红利的再次集中释放，做出了准确而清晰的准备。但是不容置疑的一点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当前经济是否顺利实现过渡，如果走不好，那么今后改革可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和障碍。 　　需要明确的是，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减速并不是为了顺利推进改革、需要经济主动降速，而是内生性肯定要降，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投资中国的回报率较危机前已大幅下降。自2008年危机爆发至今，中国单位产出的资本投入平均比值已升至7左右，即增加一个单位的经济产出，需要追加7个单位的投资，而危机前该比值还不到4。 　　第二，制造优势普遍面临开工不足的困境，产能过剩严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2年3月份以来，中国工业品产出价格（PPI）至今已经连续28个月为负增长，其中包括钢铁在内冶金行业更是连续31个月负增长，化工和煤炭行业则分别连续29个月和25个月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12年的国别报告中，曾指出当前中国资本产能利用率已从危机前的80%降至60%左右。 　　第三，中国经济的整体财务成本也在快速上升。按照社会融资口径，目前政府、非金融企业和家庭居民三者合计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规模约在5.5万亿元，约为GDP的十分之一。 　　第四，劳动力不便宜。综合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于2010年达到峰值的74.5%，截至2013年末，该比例已经降至73.8%，年均降幅0.2%，在人口政策没有出现方向性调整之前，意味着每年适龄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绝对规模在300万人左右。 　　第五，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在2007年达到14%的峰值之后，就开始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近年来工资上涨速度已呈现出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第六，国际收支的逐渐平衡后，中国货币供给机制发生变化。危机后，中国经济运行另一个显着变化就是国际收支的逐渐均衡，如果与金融危机前相比，国际收支的均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中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10%已经降至目前的2%左右，同时2012年伴随中国资本项目首次出现逆差，也表明多年来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失衡状况已发生拐点性质的变化。国际收支均衡意味着中国内部储蓄和投资的缺口逐渐消失，以外汇占款为主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机制也相应弱化。 　　可以显见的是，在前期红利因素衰减和未来改革红利尚未释放之前，新的强劲增长动力尚待形成，中国经济必将经历一个降杠杆和去产能的过程，期间经济运行呈现脉冲式的小幅和反覆波动特征，中期而言，继2012年经济增速降至8%之后，预计随后还会经历两次增速的拐点：2015年降至7%以下、2020年降至6%以下。因此，中国经济增速台阶式的下降应该是必然的，并不存在为新一轮改革铺路的问题。 　　反危机措施后遗症 　　1998~2002年期间，中国首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比率均值为1.12，该比值在五年间升幅高达20%，属于典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反观2008年至今，这一比率均值仅为1.06；同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的“财政赤字/财政收入”的比率均值为6%，也显着低于首次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的12%。因此，与十年前积极相比，这次政府直接支出更偏谨慎，转而通过向地方政府释放金融配置权的方式来间接“积极”。 　　由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金融配置权，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投资饥渴症和财务约束的放松，也就出现了融资平台、影子银行快速扩张和金融加速脱媒等问题，这些金融变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居民金融介入程度的加深。 　　按照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总量（Total Social Financing，TSF）的口径，在金融危机前，通过非信贷融资渠道一年释放的融资量在2万亿元以内，仅为信贷融资的一半，而全社会一年的融资需求在6万亿元左右。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信贷投放很快，但和非信贷融资相比，还是增长偏慢很多，目前全社会一年需要的融资总量约在18万亿元左右，其中非信贷融资占40%左右。 　　社会融资结构的快速变化，产生了“金融和实体冷热不均”的异化问题。根据16家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每年社会融资实际发生额由2007年的29万亿元已快速升至95万亿元，期间在非信贷类融资比重的上升、融资期限的短期化以及融资成本的变化等因素推动下，在社会融资中，借新还旧和利息支出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而相应真正体现为进入实体经济的新增融资比重则不断下降，目前已经降至13%左右，产生了近两年来“金融和实体冷热不均”的问题。 　　此外，截至目前，除了存款利率仍存在上限管制之外，其他各类资金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即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就剩下存款利率最后的“惊险一跳”了，同时伴随银行理财（WMP）、同业存单（NCD）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CD）等替代性金融产品的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实际上部分具有存款功能的金融产品也已实现了市场化定价，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更给出了中国利率市场最终完成的粗线条时间表，他表示利率市场化可能在一两年内就应该完成。

【 第1页 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