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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十三五时期经济持续增长的若干问题

http://www.CRNTT.com   2016-02-01 07:54:28

“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将是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 　　中评社北京2月1日电／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将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 　　重视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性与国际经验 　　财经网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文章表示，成功追赶型经济体通常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高速增长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我们在2009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就注意并描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中国经济将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判断。 　　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较多是用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刘易斯拐点出现等予以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我们认为，重要工业产品长期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长期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把长期供求因素结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 　　从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来说，以往重点放在解释后发经济体的“起飞”问题上，对起飞后的持续增长和到达一定水平后的“降落”问题缺少关注。这应当成为以后长期增长理论有所前进的重点领域。 　　当前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对政策有较大影响的两种观点值得关注。一种以周期波动替代结构转换，用短期宏观框架分析问题，典型表现是对通缩现象的分析。中国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通缩，主要是由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历史需求峰值出现后供给调整滞后所导致的，与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源于货币供应不足的通缩全然不同。简单用“宽货币”办法应对不可能明显见效。 　　另一种是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倒推中国的增长速度。这种方法的基本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增长条件的区别。即使后起国家最终能够接近前沿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会仍会有很大差异，原因是不同时期所要求的要素、需求、制度、政策等条件不同。 　　东亚追赶型经济体，主要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与中国增长环境相近，增长轨迹相似，其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时期的经验教训值得关注。 　　第一，进入转型期后，这些经济体都缺少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经验、理论和政策准备，仍试图恢复以往的高增长，延误了本可利用的调整时机。第二，以扩张性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在宏观形势判断上屡屡出错和反覆。第三，对严重过剩产能治理在初期被动消极，以后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第四，在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推进系统改革上走走停停，进展不一。第五，转型后的增长模式差异明显，但都为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支撑。 　　日韩台经济转型历时都在十年以上，才逐步稳定下来，新增长模式趋于定型。其转型期所遇到的问题、挑战，制度和政策的演变过程，针对性、可借鉴性较强。认真研究汲取相关经验教训，可能成为我们另一种不可多得的后发优势。 　　以供给侧改革推动转型再平衡 　　文章分析，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达高点出现转折算起，这一轮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已经超过5年。从最新统计数据看，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底在何方”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由以往10%左右高速增长平衡向中高速或中速增长平衡转换的过程，因此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 　　“十三五”时期，特别是开始的一两年，将是实现转型再平衡的关键期。实现转型再平衡、平稳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将取决于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高投资触底，中国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高投资触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 　　二是减产能到位。与高投资回落对应的重化工业增速回落，后者慢于前者，于是出现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迄今40多个月的负增长，相应地是工业企业利润一年多来的下降。走出这种困局的出路，是在相关行业实质性减产能。产能下来了，供求趋于平衡，PPI才能恢复正增长，企业才能恢复盈利和再生产能力。 　　三是新动力形成。新动力大体包括新成长产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而产生的新增长点。这些领域大都是新增长空间挤压旧增长空间，更多体现了增长方式和质量的改进，同时也会引起利益关系的重组乃至冲突。 　　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平台，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时，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的经济增速触底的信号。估计这个“需求底”有较大可能在2016年年中左右看到。 　　另一个是“效益底”，即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这个“效益底”的出现，直接取决于减产能的力度和进度。但目前来看，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迟迟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为了避免不利局面出现，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 　　首先，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考虑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同时允许配额交易，这样优势企业可以不减，还可以去买劣势企业配额。同时在解决“人”和“债”问题上出台得力政策，如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等。同时要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 　　其次，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放宽准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的领域，如石油天然气、电力、电信、铁路、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引入新的投资者，鼓励和加强竞争。有的领域，表面上看投资已经不少了，但如果放宽准入，还有降低成本、提供效率的很大空间。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资。 　　再次，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中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潜力，但重点不在现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间。要把以往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进一步拓展城市带、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间带动大量小城镇发展，推动互联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带动人口居住和产业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将可引出可观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 　　农民要进城，城里的人员、资金等也有到小城镇和下乡的意愿，要下决心打破城乡间土地、人员、资金等要素流动、交易、优化配置的诸多不合理体制和政策限制。农民所拥有的资产只有在确权的基础上允许流动、允许交易，价值才能充分显现，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维护。 　　此外，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创新环境等方面，也都要采取得力举措。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要通过生产要素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近期应关注并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文章指出，1. 努力实现由“管企业”向“管资本”的全面转变 　　目前国企改革所处的形势，与改革初期不同，与过去一些年也不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全面提升要素生产率的阶段，如果说以前国企还有某些优势，这些优势正在明显减退，固有的矛盾问题更为凸显。不论是陷入严重过剩产能困境的企业，还是受到行政性垄断保护的企业，以及处在竞争第一线而创新能力不强的企业，如果改革没有实质性推进，困难还会加剧，对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不利影响可能超过以往。 　　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原则应该说是明确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有关内容。关键是将之落到实处。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切实实现由管企业到管资本的全面转变。这里需要理清一些认识问题。在提法上，要由“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转为“做活做专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一是摆脱以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的思维定势。市场经济中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市场相互开放，各种要素相互混合和融合，某个企业完全依赖某种资本只是少数，甚至是偶然，往往发生在初创阶段和较低水平。 　　从现实情况看，完全独资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经不多，且多为出资者。规模居前的企业，基本上是上市公司，投资者中不仅有大量国内社会投资者，也有大量的海外投资者。有些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是相对控股。这些企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正是由于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变化，才带来了这些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的增强。要求企业只拥有某一种类型资本，与要素市场开放、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是内在矛盾的，降低而不是提高了对企业发展的要求。现在是摒弃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按所有制划分企业的时候了。 　　二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有进有退，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并无定势。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企业，不论是独资、控股还是参股，概能莫外。要求国有企业都做强做大，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实际。 　　现实中国企能够做大的是少数，能够做强的更是寥寥。“小的是美好的”，中小企业中不少很有竞争力，有些中小企业是百年老店、隐形冠军。这类企业不大，国有资本是否就不能进入？目前陷入严重产能过剩困境的国企为数不少，亏损严重，难以为继，是做大做强，还是破产关闭或重组？显然，这些都是常识范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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