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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金融强国梦想的重要战略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25

积极引导技术和制度“双轮驱动型”金融创新 　　文章称，在金融领域，“粗放式”的金融扩张也应告一段落，除了充分重视金融需求的完善之外，更需要从金融供给侧来寻找新的驱动力。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支付等在内的新技术，已深刻改变了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全面重构金融要素与金融功能。中国已经掀起共享金融、互联网金融、众筹金融等一系列概念热潮。可以说，技术改变了货币、金融机构、产品、市场的内涵，重组了资金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使得传统金融运行中的许多“百慕大三角难题”得以克服，最终能够全面提升金融效率与风险控制能力。对此，亟需在国家层面上构建金融技术发展战略，引导行业规则与标准的制定与完善，从而在“挤出泡沫”和“摒除劣币”的同时，推动整个金融体系的“版本升级”。另一方面，制度变迁在现代金融运行中同样能够释放出良性动力，从全球来看，普遍面临的普惠金融挑战带来了制度优化的空间；从中国自身看，金融市场化过渡期存在的许多矛盾，也使得制度创新仍然不容忽视。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制度改革触及“核心”之后，细微变化可能带来巨大的利益格局重组，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改革透明和突出公共选择。同时，政府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在于精英规划，而在于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维护，这也需要各方对影响中国金融大趋势的短期、中期、长期制度因素，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把握。 　　实现金融与实体部门的共享共赢 　　文章强调，金融强国需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基础。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各国均在反思金融创新要避免脱离实体的问题，因为一旦金融沉溺于“自我游戏”之路，则逐渐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则，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金融创新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脱离实体”的情况，归根到底在于金融部门在交易中相对实体部门有明显的谈判优势，背后可能是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失衡等多方面因素所致，在中国可能某些因素的负面影响尤甚。由此，要使得金融走下高高在上的“神坛”，回归服务实体的“初心”，就需要在“存量改革”中以市场化导向来改变体制因素造成的金融“强势”，同时在“增量改革”中为金融活动创造竞争更有效、交易更公平的模式。二则，为了促使金融与实体部门能够达到共享式发展，还需努力构建新型的产融结合生态体系，使得二者能够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方面找到更多共识，不应将金融与实体对立起来。三则，应把金融改革重心放到基础性金融产品、核心金融市场方面，并且着力发展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避免沉溺于过于复杂的金融模式和“做大做强”的资本冲动，大力支持能够直接扎根和服务实体的金融创新，防止各类复杂、衍生、结构型金融创新出现过犹不及。 　　建设全新的政府与金融部门关系 　　文章分析，金融强国需要理顺政府与金融部门的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政府推动的金融部门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新的矛盾需要解决。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政府减少对金融部门的“父爱主义”，重构更加健康的政金关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决定着中国金融能否从“躁动的青少年”转向“心智成熟、身体强健的中青年”。首先，虽然金融机构的股权多元化日益明显，但各种隐形的政府直接干预似乎依然存在。在金融机构的发展策略制定、日常业务运行、人力资源管理等，有时行政色彩仍然浓厚，甚至出现某些传统体制复归的迹象。在监管部门、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处理与金融部门的关系中，亟需改变这种既有理念，把宏观政策、政府工作与金融业务运行区分开来，在制度方面设定“市场传导区”而非“行政教鞭”。其次，有效处理好宏观审慎与服务政府政策的关系，使得政策因素成为金融市场的“参考项”而非“约束项”，避免造成金融机构行为扭曲。我们看到，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旨在控制风险的金融业监管规则已经逐渐在与国际接轨，但是在现实中却往往让位于其他政策目标。再次，政府要成为金融部门市场化运行的“守夜人”，还需更重视金融业的有效资源流动与市场充分竞争，尽快完善各类金融市场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并给予民间资本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得金融“血液”流动在经济“肌体”中更加通畅。最后，政府在面对金融部门时，牢牢把握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发挥分析、协调和服务功能。现代经济金融变化日益复杂，需要由政府及时、准确、有效地把握金融形势，突出底线思维，从而更容易为金融体系“增强免疫力”或“对症下药”；强化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服务意识，努力为金融业的低成本、高效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构建高效的宏观审慎框架和监管协调机制 　　文章指出，金融强国需要健康稳定的金融系统。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各国更加关注市场中微观主体的行为，对宏观审慎政策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意识到中央银行不仅需要保持币值的稳定，还需要保证金融体系的健康和稳定，构建以宏观审慎为目标的政策框架。理论上来讲，金融活动的本质是最优配置各种风险，并使其相对可控。实际上，风险的积极性与消极性都很突出，需要理性看待。就前者看，一则，金融风险是金融市场创新和充满活力的源泉；二则，金融风险对金融市场还起着积极的约束作用，以维持交易行为的理性。就后者看，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的失控，可能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市场主体都带来严重损害。首先鼓励金融创新和控制风险确实可以做到并行不悖，但必须了解“跷跷板”的平衡点在哪里，充分认识到个体稳定并不代表整体没有风险。这就需要各方都跳出“模糊性”思维和“拍脑袋”决策定式，逐渐以数量化的工具来理性认识金融风险、确定真实风险状况。其次，中国仍处于快速金融深化与创新的过程中，还有各种体制性的隐形金融风险，加上境外金融影响因素不断增加，以及经济周期波动带来的潜在冲击，使得此时尤其需要从宏观审慎角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再次，对于各类非系统性风险来说，既需要针对风险本身加以治理，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升级，也需重视“治本”措施。如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非法集资风险，除了加强防范和应对措施，也需要着力解决中国改革过渡期特殊风险的产生土壤，包括推动民间金融“阳光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打通“两多两难”的桎梏等。最后，则是把完善综合性监管体系作为重中之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说明中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考虑到新型金融风险往往在监管交叉或空白地带更易积累，因此加强现有监管协调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已经迫在眉睫，而构建适应国情、符合国际趋势的宏观审慎框架也变得更为重要。 　　提升金融体系的弹性与危机恢复能力 　　文章认为，金融强国需要自身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内在危机恢复能力。自上世纪末期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以来，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在各国都变得更加频繁。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前所未有的经济“新常态”，还是与国际经济金融要素的联动性日益密切，都使得目前需要更加重视潜在危机的挑战。实际上，或大或小的金融波动已经发生在身边，有些也难以完全避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金融体系弹性来削弱危机的“连带伤害”，并且使其更易从危机中尽快恢复。由此需要思考的是，首先，相机抉择型金融政策虽然有助于更加灵活地影响经济主体，但却容易陷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困局，对于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来说，更需要推动类似于“内在稳定器”的金融改革，从而依靠自动机制来弱化金融波动性，打造基础性的金融安全网，诸如存款保险制度、利率走廊机制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也是货币当局应该着力构造的。其次，金融体系的弹性还在于对危机的“缓释”与“吸收”能力，例如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去杠杆”，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成为金融部门的“转杠杆”，即只是在政府、央行、实体企业、居民等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杠杆率重构，但却由于除了居民之外的各部门资产负债表趋于“僵化”，难以在整体上吸收“杠杆风险”，这样在现有体制下，最终风险可能都会落到中央财政身上，直到危机的临界点。由此，除了需强化金融自身“消化杠杆”能力，也应在其他部门的“去杠杆”过程中加快金融资源配置优化，遏制“庞氏风险”的萌芽。最后，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强化资本金对金融机构的约束，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风险识别、度量和分散上的优势，提高金融机构在面临风险时的应对和恢复能力，进而提高金融体系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和危机恢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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