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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观察:“丙申夏香港共识”诞生始末

http://www.CRNTT.com   2016-08-25 00:28:44  


 
  邓咏骏用“critical citizen”来形容现在香港大学院校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他们高知识、高装备,搞出来的东西比普通人更厉害,更好玩”。面对着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诉求,洪锦铉指出政府不应该像教训小孩一样对待他们。“不能说你这个语言是民粹的、不理性的,就不愿意认真听。(政府)必须要听,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一种想法,而不是用另一种声音盖过,要求你一定要听我的。就像是父亲如果一直教训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孩子就会越教训越远”,他建议一定要先把年轻人的情绪静下来,否则是“硬撞墙”。

  束沐建议,无论是香港内部的政策制定,还是在香港与内地事务方面,让香港青年有一个制度性的管道来表达诉求和隐忧,“单纯强调倾听的话,有些年轻人可能认为地位不平等,你在上面、我在下面”,年轻人无处表达诉求,才会诉诸激进主张。

  检讨教育政策 齐呼吁促进青年向上流动

  重新聚焦问题本质,把在座的各位青年学者重新拉回到新的共识框架中。很快,随着围绕香港青年问题属性与香港青年参政的讨论逐渐深入,前两项共识初具雏形。

  此时,论坛上半场被热烈讨论的教育问题,再度被摆上了台面。朱岩和李浩然都发现,香港本地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结构,面临着与现实就业需求严重不匹配的局面,出现了“有人无工作,有工无人作”的尴尬窘境。李浩然还指出,无论是香港政府还是企业雇主对年轻人继续教育的支持太少,他举例,政府目前提供了每人一万元的进修补贴,开放给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申请,但一方面,他认为政府目前投入太少,完全可以加大金额,“让一部分工作的人去学院进修、学习新的技能,其实这些钱不浪费的,也很有效果”;另一方面,他认为年轻雇员目前压力太大,每天晚上九十点才下班,根本没有提升视野的空间,所以雇主也有责任鼓励年轻职员参加继续教育。

  香港年轻人的压力,引发了在座学者的共鸣。邓咏骏指出,不像上一代人还有投资、股票等资产,年轻人的收入都来自于劳动,“他们永远是分配最少的一群,怎么给他们合理的待遇,是需要思考的”,他还表示,香港面对的这个困难很快就是整个中国面对的困难。陈志豪也发现,香港年轻人逐渐卷入了“资本赌博”的漩涡之中,“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我不买房子,我看着周围房价在涨,我的现金购买力也越来越低,如果去买股票投资,我又要面对风险”,他认为,现在整个香港社会都受到资本压迫,“你投资有风险,你不投资就会亏本,所有人都去参与资本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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