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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强：王道文化是两岸关系的活水

http://www.CRNTT.com   2016-11-27 00:04:12

七、“以民为主”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正道 　　台湾与大陆分隔60多年，从冷战互斗到和平互动，其中经历不少波折，却也从中学习到许多相处应对之道。不可否认，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历次“总统大选”，中国大陆的因素一直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远自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形成另类助选，李登辉在面对多组人马竞争下仍以多数胜出，2000年，朱镕基总理针对台湾出言恫吓，效果却适得其反。此后，北京对台湾大选的策略，即改弦更张。 　　2005年4月，大陆公布对台针对性十分强烈的“反分裂国家法”，遏制了“法理台独”，而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也在4月26日赴大陆进行“和平之旅”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进行会谈，达成五个愿景的共识　，而由苏起归纳九二年两岸两会对“一个中国”内涵各自以口头表述的相互尊重与谅解，简称为“九二共识”，于焉成为国共的共识，与国民党对立的民进党乃群起反对。但蔡英文在胜选前后矢言“尊重及理解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及两会达成相互谅解及双方求同存异的共同认知”，虽未表述接受“九二共识”，却已意在言外，大陆以“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表达继续“听其言、观其行”的立场与善意，也展现大陆对台政策的自信。 　　然而，由于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迂回论述，始终未能达到大陆对“一中原则”内涵范畴的㡳线，不仅陆客大幅减少，即连参与lCAO等国际组织也因此受阻，再加上内政问题及重大政策争议不断，昔日在选战中呼群保义的支持者，在执政百日后却成为在街头抗争的群众，九月及十月底的民调亦显示蔡英文及执政团队的支持度、满意度，已较520呈现“雪崩式下跌”。这种以政治意识型态为本位，自甘放弃“九二共识”话语权，却置两岸关系于倒退、冷对抗的作法，实不符合“以民为主”的民主精神与台湾人民的利益，且已受到民意严酷的反噬。 　　近几年中共对台政策与时俱进，不仅重视国民党高层的互动，在经济上对台湾多方让利，让农渔民“有感”，同时制定在“三中一青”的政策，更深入台湾基层，接触社区民众，针对台湾的“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具有独立思考、不受传统约束的台湾“青年”，加强实质利益与结构性的连结，以改变以往让利集中少数特定阶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偏颇。虽然，这种带有强烈目的性的作法，被特定媒体以“凡交流、让利即统战”名之，绿营政治人物与名嘴也以此做为渲染“恐中”的文宣基调，再加上“统战”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反共敎育下已被窄化为“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即连今年八月份上海与台北市的“双城论坛”亦被污名化为被“统战”，幸而柯文哲市长以“交朋友、合作双赢”等化解外界的质疑。由此可见，两岸关系的认知与发展，仍有待以同理心、换位思考才能深化，进而达到“心灵契合”。 　　如前所述，2016年民进党与蔡英文在大选与立委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她对于八年来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九二共识”，至今始终不愿正面承认，这种模糊策略虽让蔡英文在不犯错的情况下赢得大选，却也为两岸关系埋下隐忧。中国大陆为此关闭官方互动协商管道。 　　而太平岛仲裁案，新当局对仲裁结果虽与大陆采取一致“不接受、没有约束力”的立场，却又避讳宣示南海主权“十一段线”与宣示太平岛主权于1946年即归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错失与大陆重启对话与互信的契机。7月1日雄三飞弹误射事件发生后，蔡英文新当局在第一时间将状况通知美国，却未同时通知直接受到威胁的中国大陆，错失了建立民共互信的契机，但也显现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仍以美、日为中心，这种舍近求远“轻中重美”的思维，其实也凸显民进党欠缺历史观、执政自信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令人遗憾。 　　两岸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必须多王道的尊重、包容、欣赏与分享，而降低或减少霸道的政治压力，所要加强的，除了是从经济互利、文化融合到政治交流外，也要以同理心换位思考了解台湾人民对参与不涉主权争议的NGO国际组织的需求，乃至重新定义两岸分裂分治的历史与现实，接受不同于一边一国的“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长远来看，中国大陆与台湾合则两利，分则两害。中国大陆必须以更宽阔的胸襟，更大的包容度，对台湾展现泱泱的气度，让台湾人民觉得与中国亲近是安全的、可靠的，是不受威胁的；而台湾对于大陆的崛起，必须更深入、更多元，台湾可以亲近美、日，但最重要的却是维系与中国大陆的稳定关系。 八、王道文化历久弥新，“文化台独”难成气候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是王道文化。“王道”也是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塑的一种独有的政治思想与文化，是一种崇尚和平和谐，以人为本、以天下为目标的文化认同，追求的是能而不强，王而不霸，超越地域、国家限制的精神。 　　国共内战衍生两岸分裂分治，败退台湾的国民党以“反攻大陆”做为整肃异己与戒严体制的无限上纲，228事件与白色恐怖，使饱受殖民统治荼毒的台湾人民，再次承受威权统治的“霸道”压迫，反抗意识油然而生，党外运动方兴未艾，民进党的组党亦应运而出。早期党外及民进党率皆以街头运动起家，“台独党纲”的滥殇亦在于对国民党威权政体的反制。不论是2000年或2016年，民进党二度执政，获取台湾权位，“台独党纲”与其他违反“中华民国”宪法规范的决议文或政策、政纲即形同具文，这也是陈水扁在执政时公开宣示“台独是说得到、做不到”，蔡英文也一再宣示将遵守“一中”原则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增修条文，并“超越政党”处理两岸关系的缘由。 　　无可否认，二度执政的民进党，每因采取与国民党不同的教育政策或课纲，即被质疑为“欲去其国，必先去其史”或认定为“文化台独”；固然“文化台独”的可能性需予遏止，这些指控、担忧亦有所本，但若“看到黑影就开枪”捕风捉影，过度夸大、渲染反而助长原本不成气候的“文化台独”，甚而殃及无辜、误人误己。另外，蓝营大陆某些人士对蔡英文向台湾原住民道歉并不以为然，甚至指称背后隐藏“去中”或“文化台独”的政治动机，这种“伪命题”的指控，其实有如“台湾就是台独”的无限上纲，并不值一驳。 　　实质上，“认同台湾”并不等同“认同台独”，支持民进党的选民也并不等同于支持或认同、了解“台独党纲”，何况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已形同历史文件，否则蔡英文又岂能宣誓服膺以“一中”精神为内涵的“中华民国”宪法？而“认同台湾”与“台湾主体”的思维，并不与海纳百川中华文化相斥，何况中华文化早已内化成为台湾人民的价值与生活的方式，纵使日治时期的“皇民化”，中华文化依然保有强大的存续力，源自大陆唐山的移民及民间信仰与宗祀姓氏源流的连结，也从未中断，过去如此，于今犹然。如前文所述，所谓“去中化”其实与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压迫本土文化，以及228事件与白色恐怖有直接的关联，台湾省籍人士参与政治及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者亦屈指可数，直至蒋经国执政时期才开始培养本土人士，晚年时更多次宣示自己是“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并放弃“反攻大陆”的国策积极建设台湾，这是“台湾化”与“台湾主体”的滥殇，与台独不可等同视之。 　　而在30年前民进党开始以合法政党身份与国民党在体制内进行竞争后，面对国民党挟执政龎大资源的优势，民进党则以凌厉灵活的文宣攻势，结合社会运动街头抗争的模式，对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効能，以群众路线和积极的批判攻势，步步为营，而国民党龎大的党产与执政的失能，每每成为民进党选票的“提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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