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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杨开煌论台湾问题开启习近平时代 | |
http://www.CRNTT.com 2017-04-04 00:07:03 |
“国家统一”作为“政治性强的革命工作而言,「统一”成为唯一或是最优先的目标,则方法、手段均为次要。当年中共如果拥有足够的海空军实力,就绝不可能留下“台湾问题”。加上后来美国的介入,武力解决的可能性更低,问题就拖了下来。这才有六十年代初毛周提出的“一纲四目”的和谈条件,但在1965年依然发生“八六海战”,1967年1月也发生台海空战;直到“文化大革命”激烈化之后,“台湾问题”的优先性才发生改变。但是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身染重病的情况下,还约了罗青长谈对台工作,“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湾的老朋友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周恩来两次昏迷,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1)这便是政治性工作的表现,因为其政治目的优先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必须穷尽一切的可能性不断努力去完成,否则其他的工作也会失去其基础。 “国家统一”作为“行政性的日常工作”而言,则主要在于巩固统一的状态,逐步使得大陆地区和再统一的地区一体化。当然这会是相当长期的过程,但其政策位阶的本质与民族工作、维稳工作相似,表现中央对地方、国家对社会的行政政策上,在执行面,有法有规,在资源方面年度预算,在人员分配方面定额定编,在特殊政策配合方面,会因需而给,因势而给,因事而给,在工作上各有职司,各有分管,目的明确,责任清楚;从某种意义上说,届时对台政策就是巩固国家统一政策的全部或主要部分。 邓小平提出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之后,国家统一工作性质就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讲“和平统一”本身就包含了追求再统一和“一国两制”的巩固的国家统一两大部分,换言之,也就包括了革命性质和行政工作的因素。在此情况下,“国家统一”事务变成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政治工作,其效果和成败也就很难以一般的政策加以评估。大体而言,必须从国家统一的趋势和形式变化来评估追求统一的可能性,从对台政策的效益来评估和平统一的可行性。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处理台湾问题依然是在“追求完全统一”的道路上,所以应该是“国家统一”的进程决定“对台政策”的作为,而不是对台政策的效益影响国家统一的成败。 从追求国家统一的角度而言,如今的形势是越来越接近中国的国家统一,当前的“中国再统一”进程,其主要因素决定在国际格局的调整,东亚地区格局的结构调整,而国际格局的调整又以中美关系的演变为必要前提,中美关系的变化则以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为基础,此一基础的改变,是以中国大陆自身的实力为凭藉。简单地说,没有中国大陆的强大、崛起,中国就不可能“再统一”。因此可以说,“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的新安排,才是中国统一的主要条件,而对台政策的成败,至多只是充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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