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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华文化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http://www.CRNTT.com   2021-02-08 00:04:33

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并认为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⑫中国宗教多神并立，也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品格。这种包容性又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时，并不谋求消灭异己。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都是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果。 　　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而中国的崛起正是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三、新型国际关系是对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超越 　　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成为大势所趋。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构成了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不可想象，而核扩散的前景则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产生了怀疑，因为这种国际关系模式使人们看不到未来。构建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尤其是新型的大国关系模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也向人们展示了其否定自身的可能性。首先，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危害性，试图抑制其中的危害因素。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出现了欧洲联合运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实践。结束欧洲内部残酷的战争，消除民族主义的危害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现在欧洲成为令人称道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国家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国家。尽管很多人怀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但毕竟在一定区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现代国际体系。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剧增，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跨国公司的力量异常强大。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对国家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制约。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第三，现代国际体系扩张的过程中在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现代国际体系不再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形态，世界主要大国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些文明虽然在现代国际体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对现代国际体系并不认同。而中国接受民族主义也被人认为是“道德上的让步”。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提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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