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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 | |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
“反政府”肯定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张艺谋有理由进行反驳。纵观他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找不出任何“反政府”的蛛丝马迹。比较起来,含有杀气的只有《红高粱》,但是杀掉的是本来不该在这个位置上的李大头;而抱着自制炸弹冲向日本鬼子,与政府一贯提倡的精神并无任何冲突。继而在《菊豆》当中,唯唯诺诺的杨天青对于族中长老们所作出的决定,不管多么不合理,只有点头称是。如果说在最早两部影片中,仍然存在着与权威的某种紧张关系,但是越到后来,这种紧张关系越淡,乃至渐渐消除。《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最高权威老爷子很少露面,从他发出的声音和指令来判断,他只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人,不管是对待不同的太太还是仆人,从来也不曾表露一点凶恶残暴,闹腾的只是几位争风吃醋的太太,他本人身处局外,并不是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在《秋菊》和《一个也不能少》中,与更高权威的关系,已经成了“和谐社会”中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矛盾的起点和框架是在另外一些层面上,只要找到更高级别的领导,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活着》当中的县委书记虽然开车无意压死了福贵的儿子,但是影片正是要避开这位书记的责任以及所谓“历史”的责任,避免弄成一种“控诉”型的。其他如《有话好好说》中,葛优扮演的警察更像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唠唠叨叨地叮嘱关押七天被释放的人,不要再重复这条道路。及至《我的父亲母亲》与《幸福时光》,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已经全部撤除,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它们已经做到了与主旋律电影不分轩辕的地步,这两部影片在国内的票房与口碑的业绩都十分平平,观众对此感到十分失望。看来,经过许多年的历练和调整之后,张艺谋电影要“修成正果”了。2002年,张艺谋拍出新片《英雄》。这部关于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争议,在国内,它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以及最佳合拍奖、最佳录音奖、最佳美术奖,但是在媒体上和网络上所遇到的批评也是空前的。 《英雄》的主要人物无名这样出场介绍自己:“我。自幼便为孤儿,也没有名字,人称‘无名’。人若无名,则可专心练剑。”又是一个在身份问题上遭遇巨大麻烦的人! 而这样的“麻烦”同样又给当事人提供了常人所不可比拟的自由空间: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创下一般人不能难以想象的业绩,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完全不受世俗社会的限制。因此,当他只身来到戒备森严的秦王宫,声称自己已经打败了扰乱秦王好梦的三名著名的刺客(长空、残剑、飞雪),这倒令人可以接受。整个影片主要是建立在他与秦王面对面的陈述之上,他在殿上讲述了。 (作者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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