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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关键为何? | |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
打赢这场仗的关键 刘乃强:你也曾经做过公务员,你认为打赢这场仗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王永平:关键的地方当然就是走入群众了。第一,你打击青少年吸毒问题,在执法方面多做点比较容易,但实际上是不是最有效呢?你怎样去改变青少年的思维?怎样去争取家长、社会的支持?举个简单的例子,正生书院这间戒毒学校搬进梅窝这件事,到现在都没彻底解决。这反映什么问题呢?人家会觉得,政府最高领导都讲了要支持,怎么还处理不了?这件事件没做好,就肯定影响市民对政府带头打击青少年吸毒的信心。所以,这场仗其实不容易打。公务员可以提供协助但主要工作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例如怎样去联络社会各阶层,包括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宗教领袖,不同的地方利益、人事、家长、学校,凝聚整个社会。这是个庞大工程。如果成功,一定会拿分。 政改就相对困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2005年时,中央政府没有承诺普选时间表,所以,当时很多市民就说,政府都已经走出一大步了,为什么那些立法会的泛民那么执着?于是政府建议被否决的结果是泛民失分、政府得分。现在我们有了普选时间表,泛民要求2012年双普选,不会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但假如他们稍后要求讨论如何达到2017年及2020年的普选,或者功能团体如何处理、特首的选举模式等问题,政府完全不回应,市民便会同情他们。 问责制的重点在于有人问责 刘乃强:现在很多问题都是问责制…… 王永平:问责制的重点在于有人问责;如果官员做得不好,就下台。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内地的省市领导一样要负责的。第一任的问责局长,是有人因此问责下台的。现在市民印象是以前不道歉,现在频频道歉,但一切照旧。 副局长出来的时候,政府就说,你们不必担心,他们会问责的。一年了,副局长的知名度最高只有3%,很多人都不记得副局长的名字的。为什么?现在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市民感觉扩大问责制只是另一个高薪的公务员制。但一个弱势政府会不会因为有问责官员做得不好而叫他走呢?它会不会担心有骨牌效应,所以一个都不能走?这就麻烦大了。 我担心将来某些政策出了大问题,一定会有很多压力要求人头落地。因为市民还记得以前有人因问责辞职。我们很多地方在管治上要跟国际接轨,但在问责上,我认为我们在退步。 刘乃强:是不是抓紧问责,就可以达致良好管治的初衷呢?怎样去改善,真的要人头落地? 王永平:是不是真的要人头落地,就要由政府评估了。例如,副局长一年了,有什么成绩?余下三年,是否每个副局长都令市民满意? 刘乃强:而且是都是坐“直升机”上来的。 王永平:做得好,倒也不成问题。我原则上支持政治团队多点人帮手,但一定不可以急,要选合适的人才,比如,问责制副局长中,卫生食物局的梁卓伟,因为他专业,是博士,亦是大学医学教授,出了猪流感,他就出来解释,这就发挥作用了! 我也同意增设政治助理,培养治港人才,我们可以选年轻的,但不要给那么高人工,否则很难对市民交代。 王永平小档案: 1948年生于香港。1969年香港大学毕业,主修经济,其后四年任职商界。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职驻GATT(即后来的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总署署长、教育统筹司/局长。1997年香港回归,获委任为教育统筹局局长,后任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工商及科技局局长。2007年退休。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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