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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谨防基层政权“悬浮”

http://www.CRNTT.com   2010-01-21 09:01:19  


 
  要努力实现县级政权既向上级负责也向县域居民负责、并且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就必须要给予县级政权实在的政治授权,让县行政长官享有完整而充分的行政权力。在财政上实行“省管县”,即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财政和地级市本级财政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另外,在财政分成方面,也应扩大县级财政的分成比例。

  还需要改革异地为官制度。地方行政主官应在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基础上,在取消候选人人数限制和延长提名时间的前提下,由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他(她)必须具备取得本县户口五年以上或在本地连续工作/居住十年以上的资格,以发挥地方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当选的县行政长官在任期内,不得升迁或调动。辞职的,至少在两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县行政长官应是党员,当选后同时担任县委书记。他作为一县之长,应就一县范围内的所有事项向该县居民负责。

  同时,要对县人大和县级司法体系进行改革,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制衡作用,以制约行政权一家独大并防止县行政长官的独断和腐败。县级人大应以直选、专职化、取消常委会为改革方向。具体说,县人大代表应取得本县户口两年以上,或在本地连续工作/居住八年以上,以保证对本地利益的认同。县人大代表要专职化,当选期间脱离原工作。为每位县人大代表设立专用经费,专用经费限额,由人民代表掌握使用。县人大代表有权配备助理,助理工资等费用由该代表的专用经费列支。人大代表专职化以后,因人数并不很多,完全可以通过人大全体会议来审议相关事项,不需再设常委会。

  当然,县级政权处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直接交汇点,其支撑点也离不开农民权利的真正落实。如果农民在选举权等方面仍为二等公民,在国家福利体系中仍处于边缘位置,在教育、卫生、养老等方面仍主要靠“自筹”,就很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县级政权。如果农民“创造”财富的能力,仍然受到集体土地制度、集体财产制度等的约束,如果农民不能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利益分配中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就很难自发地去拥护县级政权。因此,对于现行体制、制度等应进行一定的调整,我认为需要考虑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对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进行调整。国有土地与农村集体之间的区分带来的征地制度,便于部分基层政府与社会强势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强制性对农民的土地权益进行剥夺。由于征用补偿标准低,失地农民获得的土地补偿费不足以创业,怎么可能生活富裕。治本之策只能是用市场手段来解决,探索建立农地入市交易的法律制度。土地流转需要进一步完善,以保证在保护农民的权益的基础上,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

  明确农民在村集体财产中的权利和利益,使这种“虚化”的财产变成农民手中实实在在的可支配收入。具体的方法可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公司化的改造,农民作为股东参加管理,通过股份等获得分红。农民以各种方式获得城市户籍时,可以由村集体回购股份、向其他村民转让股份等,将集体财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变现”。

  以多种方式,帮助农民成立新农会、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等新型组织。新农会应是“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型社团法人,能够将分散的农民个人组织起来,为农民利益代言,争取共同利益。在政治功能外,还具有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功能。建立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和社区服务组织,通过农民团结互助帮助自己更好地走向市场,为农业技术推广和服务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便于农民加强对自己的改造,从传统的小生产者变成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

  总之,要夯实县级政权,不能光局限在县级范围内去讨论,而要从国家政权整体出发。我认为,县级政权的支撑点,就是县级自治、责任政府和解放农民,使其摆脱“身份”的制约,成为享有同等国民待遇的现代公民。只有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上层建筑,即县域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也才能建设好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民心”困局:信任危机根源

  编者引语 什么是基层政权支撑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调查结果显示,大家一致认同的三大支撑点为“民心”、“基层组织”、“制度”。当前,基层政权日渐弱化,是什么侵蚀了三大支撑点?稳固基层政权支撑点要靠什么?

  调研反馈

  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张德元:我在农村调查中,经常听到农村基层干部的抱怨就是“农民工作不好做”、“农民素质差”、“农民不配合”等等,而农民们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抱怨则往往是“没有一个好东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长子中:从顺口溜“村里是恶人,乡里是坏人、县里是好人、省里是亲人、中央是恩人”,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中央政府仍有着无比的信任和感恩。

  信任危机的三大表现

  农村基层政权与农民之间的信任危机不仅长期存在、日趋严重,而且已经让农村基层政权在工作中付出了代价,并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埋下隐患,给党的执政基础带来风险。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信任危机加大了农村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难度。政府的最基本工作就是社会管理和服务,农村基层政府也不例外。由于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缺乏信任,使得本来简单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本来容易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本来应该能做成的工作就是做不起来;哪怕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们都同时认识到这件工作是应该做的好事情,也往往是这个结果。2008年夏,我在农村调查中遇到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大包干”后,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的现象比较普遍,许多自然村前的水塘都淤积了。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决定着手解决它。政府向农民承诺,每清淤一亩水塘政府补贴农民人民币若干,基层干部宣传也宣传了,发动也发动了,可就是没有人肯响应。这样好的事情怎么做不成?我很困惑,于是向农民求教:“政府贴钱让你们挖自己的塘,为什么不干?”农民们给我的答案是:“别听他们(指基层干部)讲的好听,骗我们挖塘,才不会给钱咧!”“上面给的挖塘钱肯定不止这么多,他们克扣钱了。”“他们克扣钱,我们就不挖塘,等上面追查他们。”直到我调查完成离开该地,这个“惠民工程”还是没有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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