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黄亚生：中国的农民工与城市化

http://www.CRNTT.com   2010-02-04 10:17:38

1990年代大规模国有企业的破产，也许和农民工现象出现有关系。当然我没做过研究，仅仅是假设。另外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善市场机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我丢了工作，但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我的土地会升值，我丢失工作的收益如果小于我从土地升值获得的收益，对我来讲也相当于没有失业。在美国、韩国、台湾省都有补偿的机制。因为我们的土地是政府国有的，因此土地公有制这种补偿机制就失灵了。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认为这种城市化对政府、对居民收入正的影响和负的影响都有，我们就应该关心净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周小川在去年6月份的讲话中有一句话还是很正确的，就是没有明显证据表明中国城市化带来居民收入大大的增加。这跟我们做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这是做统计的研究，我用了不同的城市化的变量，也用了很多不同收入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城市化的变量，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收入变量，都看不出来从1996年到2004年大规模的城市化对居民的收入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2000年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家庭消费和GDP比例下降比较快的这几年。在我看来，这和农民工的现象可能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在产出上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城市化和农民工对消费的贡献。农民工的收入可以界定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但他的消费行为基本上还是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收入已经有所提高了，通过一次性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有所提高了，但是消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年龄段。这里头也不是特别复杂，第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和习惯。我们这些人到美国去，不是刚刚到了美国，消费习惯就是美国人的习惯了，我们还是有中国人的习惯，有消费的惯性。 　　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有收入替代的作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绝对是农村里最有能力的劳力。农民工收入的水平和纯粹务农的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距离非常大。这里边很可能有替代的作用，即我是我们家最能干的，我离开了农村，剩下的这些人产出就减少了，如果认为农民的个人消费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收入，而是家庭收入，即使个人收入有所提高，可能也不会改变消费的行为。 　　我们的研究非常清楚表明，我们这种严重制度的歧视抑制了农民工的消费，也就是户籍制度。我们调查中的53%的农民工在2003年以前离开农村，但到了2009年，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随机性的1500个观测点，没有调查到1例农民工到了城市里换到的户口。而在这1500人里头只有30%的人有对换户口的期望，虽然他们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农村，很早以前就住在这个城市。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