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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方向与目标

http://www.CRNTT.com   2010-02-14 00:21:12  


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
  中评社╱题:两岸关系新阶段的方向与目标,作者:刘源俊(台湾),前东吴大学校长、教授

  孙中山是两岸的共同源头与自然凝胶

  抛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间众多复杂的历史纠葛不谈,两者的共同源头无疑是孙中山。没有孙中山当然就没有中国国民党;没有孙中山当年的联俄容共,中国共产党如何能成长?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基本上是由于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78年后中国大陆发展经济,所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所从事的各项计划亦是奠基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虽然过去若干年来中国国民党已悖离三民主义──只剩一半(民权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中国大陆却在开始实施另外一半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加半个民生主义)。可说,海峡两岸虽各走各路,却存有保全三民主义的默契,孙中山是两岸凝胶。

  一般说,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四者;这是从执政者的角度的说法。从人民认同的角度说,则国家的要素是人民、土地与文化三者。人民自有权不认同政权;人民若只认同土地、同胞、文化,虽不认同相关政权,政权还是必须承认他们是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发给“台胞证”吗?“中华民国”政府也应发“陆胞证”。

  早有人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若是真心要“统一”,何不摘去“人民”一词,恢复“中华民国”国号,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当顿失凭依,不得不俯首称臣。另方面,若是“中华民国”改名台湾共和国,则是自毁长城,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武力统一”的藉口,乃属“自作孽,不可活。”任何人都不至于愚蠢至此。

  因此,在现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在孙中山思想的概括下和平共存似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有以俟新阶段大智大勇者的到来。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语言

  2009年7月在长沙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与文化论坛”,在结论第一条标举“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谈文化问题,先要讲社会主义的源头。中国社会主义的源头应当回溯到《礼记.礼运》(大同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1945年,“中华民国”加入联合国成为安全理事会会员国;1968年4月28日“中华民国”赠送联合国一方蓝色大理石碑,上面镌有孙中山先生所书的〈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一重要文物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华民国”后仍然存在)。

  孙中山先生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有两项要点:一、中华民族固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孙中山先生继承这一道统)。二、我们一方面要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固有文化,另方面要采撷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共领导当局应谨记在心。以下例举两端,略加说明:

  文字是文化的载具。中共当局当年推行简体字,固有其时代因素。然随着中国大陆人民与外界华人世界接触日广,中共当局不得不承认,中华文字的正统仍然保留在台湾,在港澳,在马来西亚。吾人不敢期望废除简体字,至少希望做到马英九所提倡的“识正书简”,最好是在小学教习正体字,也允许正体字书刊在大陆正式发行。两岸科学名词的会通与正误,当亦是一即刻而具体可进行的重要课题。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里的主流思想;而科学精神不祇与儒家思想原相通,孔子所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更是科学精神的上位思想。这点,两岸的大部分提倡科学的知识分子(无论是科学界或非科学界)与当政者都尚未能认识到。

  中华高等教育的新方向

  西方一向视大学为“造就并管理知识”的场所──其任务包括知识的传授、保存、创造与传播。这符合西方文化的传统──“以智辖德”。有些大学重视所谓“通识教育”,以与“专业教育”相平衡,但其中所强调的仍是关于知识的教育,只不过强调专业以外的知识耳。

  “中华民国”〈大学法〉第一条以前的文字是:“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1993年公布的新〈大学法〉第一条文字改为:“大学以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为宗旨。”换言之,已不强调研究“高深的”学术,也不强调养成“专门的”人才。实际上,有些大学把研究学术放首要,有些大学把培育人才放第一,有些大学则以服务社会(推广教育)为重点。1970年代以后,各校开始重视“通识教育”,以补“专业教育”之不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相应的文字是第四条:“……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五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大学也开始重视“文化素质教育”,以补“专门教育”之不足。

  若只重视知识的造就与管理,其后果则会是学术风气、学术伦理与学术品质的败坏。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既重视德性,又重智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西方,即使是沿着重视知识这条道路,艾德勒(MortimerJ.Adler)也指出:“知识”的最终目标是为获取“智慧”。19世纪的纽曼主教还有一段话,颇有启示:“大学之道,博大而平庸;在提升民智,教化民心,淳化民风;在为大众立心,为生民立命;在发扬并匡正时潮;在利导权势,在改善平日交往。……”他的观点与中国儒家相近,注重德性与智慧。

  一般西方大学教育里虽并不讲德性与智慧之类,但他们在大学外另讲求宗教以补其不足。但若中国现代大学也学西方,在大学里只重视知识,在学校之外又没有宗教的潜移默化,就有很大的盲点──换言之,德性既无从培养,智慧也无从启发。更何况,现代的家庭教育已经式微或受扭曲,不足为恃!

  2008年以来,全球已陷于金融风暴的危机中;究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其中隐含的问题包括:能源与资源匮乏乃至逐渐枯竭、大气增温因而天灾益频、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道德伦理沦丧、科技挂帅与恶性竞争、意识型态冲突(特别是穆斯林与基督间的)、资讯泛滥……,人类前途其实茫茫。展望未来,人们应全盘重新检讨大学的宗旨与做法。

  在这方面,台湾与大陆的大学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除了彼此撷长补短外,应互勉在高等教育的宗旨里,在研究学术、培育人才、提升文化与服务社会之外增加“砥砺德性”、“启发人生智慧”,与“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和谐发展”三项。换言之,大学对发扬中华文化与关怀人类前途负有更高的使命,非祇是“促进国家发展”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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