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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汪辉“抄袭门” | |
http://www.CRNTT.com 2010-04-13 11:38:23 |
我记得刘再复曾说过,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而是研究生带导师。这话怎么理解?要是从学识修养、文章做法、理论功底来讲,当然是导师带学生;但若是从满足当时的社会需要,破除原有的旧观念,大胆、积极地引进西方现代学术知识,不断提出新说来看,的确是那几批研究生比导师们更为积极地、激进地推动这个发展势头。当然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嫩也惹了不少祸,甚至出了不少洋相。当时七七、七八、七九届大学生和头几届研究生们,虽然连文章都不太会写,按照今天的中学语文教师的标准来看,不但常常文理不通,病句满纸飞,连如何规范地引用资料、做注释都不会。即便如此,他们仍然率先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引领着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往前走。今天的人,如果得意洋洋地简单地以“浮躁”、“游谈无根”来判断当时的历史正误,以事后诸葛亮的高明对过去人们所犯的“简单的”错误大唱胜利凯歌,就会忽略其中隐含的历史的复杂性,无法理解当时人们的深层社会心理与历史活动的动机。这里略举几例吧。我记得陈平当时讨论中国史与西方史的长文,意在解释中国为什么封建制度延续如此长的问题,在光明日报上整整一版连一个注都没加。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年年轻学人的冲劲儿。1983、1984年,由于当时学术界鼓吹“三论”的文章越来越多,已成热潮。我的一位学兄(八三级硕士生)也写了大量用系统论、控制论术语拼装出来的文章。当年我曾经在一个石油化工企业工作过七年多,整天接触的就是仪表、电器和自动化控制等,所以他的文章拿来后,我不像别的搞文学的师、友们说的“看不懂”,而是觉得很平常,而且能看出他对于系统论、控制论术语运用得不准确的地方。我感到他说的不是“文学”,而可以是任何什么东西。像这样一种以简单化了的“三论”生生搬来解说文学,的确令人感到有简单粗暴地炮制文学理论的嫌疑;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当时急于突破传统文学理论束缚、开辟新道路的焦虑心情。这些表现,大概都属于“成长的烦恼”之必经阶段罢,由此可见,当时的我们,可真够生猛的啊!后来我这位学兄在另一个方向的研究上下了功夫,别树一帜。如果我足够认真的话,我会把他后来的这些研究著作找来研究批判,而不会只对他年轻时的习作穷追猛打,抓着不放。 这里我只能蜻蜓点水地提一提八十年代影响巨大的一些论述:像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说,李泽厚先生的三部思想史论与《批判哲学的批判》,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论与文学主体性,刘小枫先生的《拯救与逍遥》对中国思想史的批判,响绝一时,不仅是当时人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有些说法和命题已经被知识界所共享。而1986年那匹“文学黑马”在批判李泽厚与“新”儒家时,那篇著名的论文之不规范,思想混乱,理解错误,知识误用,在在皆是。客观地讲,他这篇文章还算不错的,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和主张,试图清算李泽厚-新儒学的“负面影响”。那时在各种沙龙、小圈子里和研讨会上,你听吧,各种发言,讨论,甚至洋洋万言的文章,既有真知灼见,思想火花,严肃的探索,也到处能听到大胆妄言,无根无据地乱说,不由理路,任意生造,那才叫泛滥成灾的真正的文风不正,一句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其实,今日又如何呢?)。我们这些初登学术舞台的年轻人,也不能免俗。用钱中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耸人听闻误当成振聋发聩,要是真来重新检索那时的文论,并以今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有相当多的文章得枪毙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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