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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若诚的传奇与谜团

http://www.CRNTT.com   2010-12-18 09:51:04

从风筝到手铐：我被捕的经过 　　我的监禁生活是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晚开始的。那时“文革”已进行了两年，我们北京人艺的演员也组织了自己所谓的战斗队。在当时的形势下，那是抵挡来自各方攻击的最好的自保方式。我参加的战斗队名为“丛中笑”，典出毛泽东的词《卜算子.咏梅》。我们战斗队由十几位“硬里子”演员组成，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这些演员从未特别出名，但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剧团的台柱子，如果没有他们，剧院的保留剧目一个也上演不了。其中一位年轻人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因为他的父亲在日本。我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更差——台湾，所以我们都属于“特嫌”——被怀疑是间谍。自从“文革”开始，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这个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都很小心，处事低调。没想到这样做倒使我们这群人得了个新的外号“老运动员”。 　　这个外号不是什么好词儿。“运动”这个词在当年不仅指“体育”，也可意味着“政治”。所以“老运动员”确切的含义是不管来什么运动，我们这帮人都逃不了是被“运动”的对象，也意味着我们精于分析政治动向，能轻易避开政治麻烦。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所有这些“老运动员”对当时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评估是一致的：按过去的规律判断，这场运动该差不离了。对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一场运动结束的迹象都在那儿明摆着。当时几份大报的社论在过去几个月指出了方向，阐明我们不该把每个干部都打成“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可以“惩前毖后”，继续革命。“文革”主要的目标是整“走资派”，社论中对这些“走资派”改了调子只能说明前方见亮儿了。谁也没料到“文革”还要继续八年。 　　那年的海货市场出乎意料的丰盛，可谓喜获丰收，这之前好的渔产都上交给国家用以出口换急需的外汇。“文革”两年来，渔民们终于明白过来：派来搞“统购统销”的干部都已经靠边儿站了，渔民们可以自己做主怎样处理自己的收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全国大力铲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却享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我妻子吴世良很高兴，我们邀请了两位朋友来一起享受一顿美宴。 　　这两位朋友也是和我同一个战斗队的。我们甚至专门写了一张大字报以使我们的聚会合理化。我记不清楚大字报的主题是什么，可能是批判某个人或某一政策使整个国家复辟了罪恶的资本主义（我们已有几十年没有资本主义的体验了）。“文革”到了这时候，我们战斗队已摸索出了一套适应当时形势需要的模式，我们对此颇为得意。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张贴大字报对当时的形势和党中央最新“战略部署”作评论。没人拿我们的言论当回事。那时整个剧院和其他单位一样组成了大小不一的战斗队，有的战斗队只有两名成员。为求生存，这些小的战斗队都与大的两个派别挂上钩。这两个大的派别之间始终有矛盾，都想证明自己比对方更革命。其中激进的那派称自己是“造反派”，称对方为“保皇派”。因为我们不希望与任何一派沾上，我们在大字报上署名为“逍遥派”，两派对我们都不满，以致我们不断地受到攻击。 　　不过问题还是存在，怎样打发这段闲暇的日子？剧院关了门，上台演出是没门儿了。我们可以躲开打派仗，但我们还是想知道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怎样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新方针。有一天我们其中一位成员突然想起小时候喜欢做风筝放风筝。那可是北京人最喜欢的玩意儿。既然剧院不缺我们几个，重捡儿时的爱好真是个好建议，我们都很投入。其中一个人的任务是去购买原材料。让我们惊喜的是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皮宣”，既粗糙又很薄。（这种纸原本用于书法和传统中国画。）接下来是找“竹劈儿”，削成薄片后做绑风筝的“骨儿”。水彩和画笔好找，到处都有的卖，因为大家都需要用来写大字报。我们最大的发现是“锦纶线”，要比我们小时候用的小线儿好多了。我们再从组里选出一位成员来设计并指导大家。他确实是位行家，我们做的风筝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我们终于可以露一手了。 　　经过反覆琢磨，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放风筝。很大的空间没有电线挡道。第一次试放十分成功。不久我们就成了那个地方热门的一景。北京人性格随和宽容，喜欢看风筝，有一天还有人夸我们的新设计。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有一次路过天安门去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看到广场上满是放风筝的人，当年我们兴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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