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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成功者失败后的20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1-05 13:17:24

戈氏起初使用计划手段推行社会经济改革，推行“加速战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模式，给企业放权，大搞劳动竞赛。但由于经济改革者的经验还停留在计划思维阶段，对于市场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内部官僚体制的惯性比较大，经济改革的步子也不协调，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是3.2%，1986年后下降到2.8%。“加速战略”没有达到原来的预期。 　　这时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们积极参与改革，同时监督苏共的干部队伍。由此，他终于开启了一扇门，一扇他无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门。 　　民主化的起点是提出了“公开性”的口号，放开了舆论环境，自由言论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开始重新评价和反思苏共的历史，并形成了种种和民主有关的概念。 　　楼管员丽达大婶回忆这一段时的感觉是：“当时不清楚怎么回事，突然有些乱。”她记忆中的黄金时代是安德罗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苏共总书记）时代，“那个时候很有秩序。” 　　那时的苏联人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观。人们希望舆论开放，希望多党制，希望亲自选择国家领导人。人们也开始相信，全人类具有普世的价值体系，那就是人道主义。其中还包括，加盟苏联的各个民族可以自由讨论民族自决权，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 　　五十多岁的政治学者安德烈对笔者说：“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前，人们的行动自由度没那么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犹太人，虽然有较高的知识水准，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公开化后他们拥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权利。” 　　但安德烈对“公开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公开化’之后，自由泛滥了。人们对过去采取批评的态度，不但批评不好的，也批评一些好的东西，破坏了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伦理规则。比如社会主义式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以及爱国主义等。”他总结道：“自由化给人带来了自由，但是没有带来规范，自由扩大了人的选择范围，但是丢失了理想。” 　　伴随着涌动的多元社会思潮，戈尔巴乔夫主导从制度层面进行了分权的尝试。首先是修改党纲，放弃苏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提法，把党的权力转到最高苏维埃，并推动修改苏联宪法，通过竞选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会议上，进一步取消了宪法中规定的“苏共党对国家领导作用”的条款，并规定了公民有结党的权利。还在苏联设置了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届总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似乎推动了民意、顺应了民意，并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锋，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 　　但是，有3个因素影响了他获得“苏联民主之父”的殊荣： 　　各个加盟共和国在“民族自决”思想的影响下，自波罗的海三国始，纷纷欲摆脱苏联的控制，连俄罗斯也打算独立。这就消解了苏联整个国家的权威。 　　叶利钦通过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改革计划和政策不彻底，进展缓慢，没取得什么成绩”，以及从体制中脱离，成了反体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苏共官僚们的沉闷之气，在选举时代很能挣得选票，并尽收这样的光环，掌握了当时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给了戈尔巴乔夫最沉重一击，一些还打算维护苏共体制的官员期望通过政变结束政治改革，挽救苏联。但是民心已经不向着他们了，连军心也不能收复。这一事件中，叶利钦成了反政变英雄，并在政变后实际掌握了原苏联中央所掌握的权力。 　　最后，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订新《独联体条约》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则无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辞职。 　　“戈尔巴乔夫是个好人，但是选择了不明智的方法。”这是丽达大婶的评价。不过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离职，她并没什么遗憾。如今的她则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东西是免费的。赫鲁晓夫式的房间虽然小，但毕竟是自己的。但现在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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