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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
两岸关系经历剑拔弩张的隔绝对立阶段,发展到经济合作加速、政治对立缓和、社会整合加快阶段,迎来了目前的大开放、大交流、大发展的新局面。两岸关系真正的转捩点,是在2008年5月台湾岛内政局发生积极变化之后。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郑重发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涉外事务等方面,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勾勒出清晰的“路线图”。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再到“和平发展”,都是与时俱进、一脉相承,具有长远和伟大战略意义的重要调整。(注13)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减少了两岸交往的时空障碍。通过旅游观光、参观访问、学术交流、互派学生等形式的文化交流使得两岸的知识、思想、制度、观念、习俗不断融合。两岸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具有相互渗透和依赖的特征,很自然会引发两岸人民对共同命运的关怀。同时,两岸面临诸多共同问题所造成的危机感,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做出的共同努力,都会使两岸人民产生共同的命运感,而这种对命运的共同经验与记忆的结合恰恰是共有观念形成的条件。胡锦涛2009年5月在会见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表示,“今后一个时期仍然要把全面加强两岸经济合作作为重点,当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考虑到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我们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同你们共克时艰。今后,如果形势需要,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注14)随着共同命运的形成,认同他者的动力也增加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描绘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体架构,有利于促成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两岸的“命运共同体”是通过两岸在文化传统、合法秩序和个人认同等方面的交往行动出现在人们面前(注15)。当中潜在的资源有一部分进入了交往行为,使得人们熟悉语境,它们构成了交往实践知识的主干。经过分析,这些知识逐渐凝聚下来,成为传统的解释模式;在社会群体的互动网路中,它们则凝固成为价值和规范;经过社会化过程,它们则成为了立场、资质、感觉方式以及认同。(注16)一方面,当两岸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两岸交往行为的背景假设出场时,它是流动的;另外一方面,两岸的“命运共同体”一直在进行“文化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社会化”的自身再生产。两岸的“命运共同体”不是先验的,是日常的,可经验感受的,将两岸的社会空间、历史时间、个人的生活历史和交互主体的共同生活形式交织在一起,相互构成网路。自此,两岸关系从扭曲的交往模式向合理的交往模式转换,认识论的角度就是从主体与客体关系模式进入主体与主体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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