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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问：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国，难道他们是自杀吗？ 　　袁：革命当然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元勋。 　　没有武昌起义，这个腐朽王朝不会倒下。武昌起义最初的规模，远远比不上黄花岗之役，更与倪映典领导新军激战一天的壮烈无法比拟。但这两次起义被清政府轻而易举镇压下去了；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却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原因在于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 　　问：你所谓倒行逆施指的是什么？ 　　袁：头一条是拖延政治体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十年，改革推动着经济和社会向前，业绩辉煌。但是，社会危机也日益显现。废除科举加上涌向国外的留学潮，培育了知识谱系与自我定位崭新的知识阶层；由于获得经济自由而壮大的工商阶层也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内难以忍受无所不在的腐败折磨；难以忍受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蛮横专制和民族不平等；对外深感列强侵凌而又受制于文明差距和力量对比而回天乏力。 　　条条愤慨汇聚为一个压制不住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对大清帝国的统治者说来，这是赎罪的机会：对1840年以来的无知、野蛮决策给各族人民带来的苦难赎罪。这也是自保的机会：经济力量和文化知识特别是新知都在民间，你凭什么仍然把一切权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来越少人相信，遥远的过去铁骑开疆拓土的辛劳可以换得万世江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赶紧弥补社会大裂缝，避免在大风暴中彻底埋葬自己，是最为清醒的选择。 　　不改革无法稳定；改革要遏制和调整统治者的利益。士绅和知识阶层的主流，深知急剧变革的负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实现和平转型。他们被称为立宪派。但年青一代知识阶层中，失去耐心的越来越多，支持武装革命的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统治阶层内部也在分化，对要不要和何时实行宪政，众说纷纭。于是，改革和革命的赛跑开始了。这是决定中国历史的赛跑。 　　问：难道当时的执政当局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袁：他们似懂非懂。不能说他们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过三道关。 　　第一道是认识关。 　　1907年开始至1908年间，民间和官僚请开国会的呼声已互相呼应。他们的意见在报刊广为传播，也一再上达朝廷。进入1909年，请开国会运动，更进入高潮，并与群众性的游行示威相结合。 　　立宪派要求结束专制统治，以一年为期，召开国会。“1909年10月13日，即谘议局开幕的前一天，张謇（江苏谘议局议长）同苏抚瑞澄（武昌起义时任湖广总督）及立宪派骨干……进行了仔细磋商，确定由瑞澄联合各省督抚要求迅速组成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合各省谘议局要求召开国会。”（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这些朝野精英敏锐地看到，这是事关国家兴亡的大事：“窃维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非人民参预政权，则国本不立，无以靖内讧而孚众望，此近世以来代议制度所以竞行于各国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驳斥“或谓国民程度之未合，或谓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谬论，直截了当指明建立民主宪政体制，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康庄大道：“盖常人之情，莫不恶乱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则乱心生矣。”“如以议院通达下情，则民气毕伸，宵小自难鼓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 　　他们还尖锐地指出：“议者又谓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则最普通之说而尤为谬误者也。……无论何国其初开国会时，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优……故以我国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较欧美，彼以有国会之故，训练已熟，经验已久，两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于其国会开设之初，则固未见其远逊。”（同上，第615页。） 　　1905年开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支持宪政，有些报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当，至今读来仍令人拍案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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