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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华新：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1-10-08 09:36:31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 　　“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惟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去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诸侯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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