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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家族:一言难尽的悲怆

http://www.CRNTT.com   2011-11-03 13:38:50  


 
  建党伟业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1919年春,当俄共(布)领导的第三国际了解到中国国内自“五四”以来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情况,决定派人前来“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

  与此同时,中国报刊登出了苏俄友好的对华宣言。《宣言》声称取消一切沙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密约和不平等条约,放弃侵占的中国领土,将之前一切掠夺的都归还中国,还建议中国立即和他们建立正式关系。一时间,中国舆论界对苏俄政府普遍抱有好感。

  维经斯基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维经斯基正式向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建议,大意是:依照苏联经验,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国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

  8月-9月,中国共产党经过短期筹备在上海成立,陈独秀被选为书记。

  11月,陈炯明来电,邀他赴广州创办西南大学。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李大钊商量后,认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借此机会“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也“可以在那里发展共产主义的组织”。

  建党后,《新青年》的一班同人随着政治观点的分歧日益加大,而分道扬镳。

  1921年共产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后,莫斯科新派代表马林来指导工作。马林一到上海就敦促中共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7月23日,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在广州兼着大学预科校长的陈独秀,因为“正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项,抽不出时间”,指派陈公博代表广东支部,包惠僧代表他个人出席“一大”。由于陈独秀的威望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被大家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对于革命,陈独秀有种“慢慢来”的态度。筹建工作进展到一半,他就去广东任职。召开一大时,上海连电催促,马林还派人去接他,他还是推辞了。马林不满于陈独秀身为中央局书记却长期在广州,派包惠僧赴粤,催促他回沪主持工作,他才不得不回来。

  陈独秀对包惠僧说:“急什么,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早,可能要一百年上下,我们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我们现在组织了党,不要急,我们要学习,要进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事实。”

  回上海后,陈独秀和马林从一开始关系就紧张,两人稍有接触就冲突起来。

  据张国焘回忆,马林为人骄傲,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

  陈独秀觉得拿着外国援助来搞革命,有“雇佣革命”、沦为他人“工具”的嫌疑。当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已在报纸上骂他是“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者”。而马林的傲慢,又让他的这种屈辱感加深了。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干革命。”

  当陈独秀想要在中共与国产国际之间划上一条界线时,马林告诉他说:中共从成立之初就编入了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你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这让陈非常反感。

  10月,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寓所突然被捕,这件事意外地改变了他与马林的关系。

  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所的各个关节,并请著名的法国大律师巴和出庭辩护。这次患难与共,让感情丰富的陈独秀颇为感动,两人“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马林则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

  11月,陈独秀终于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向全党签发了第一个《中央通告》,作为中共领袖走上领导全国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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