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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里的丰子恺后代

http://www.CRNTT.com   2011-11-26 10:30:05

我在逃亡途中的快乐童年 　　记者：看过您的一些文章，写到很多关于童年时代逃难的故事。 　　丰一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老小颠沛流离，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长途汽车，又是火车，苦得不得了。小孩子不怕苦难，吃得差一点也无所谓，倒是觉得游山玩水很好玩。但父亲带我们逃难，一路把头发都逃白了。本以为逃到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哪想到日本人又来了，一直逃到遵义，那里比较安静，没有日本人来。 　　记者：成年后您又去过那些地方吗？ 　　丰一吟：前些年杭州电视台和桐乡电视台要拍丰子恺逃难之路的电视片，我和大姐一起故地重游，沿着当年的路线又走了一遍，都不认识了。我们一家在遵义一直住到1942年年底。父亲的朋友陈之佛在重庆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写信邀请父亲去教书，父亲就带着我们去了重庆。1942年到1946年我们一直在重庆。父亲很喜欢那种赋闲的状态。他到重庆本来是应聘去教书，但没多久就辞职了。生活来源就是写文章画画。那时候我十几岁，我们住在重庆的沙坪坝，喜欢吃重庆的担担面、红油水饺。 　　记者：您对那段日子还有什么比较深的记忆吗？ 　　丰一吟：其实小孩子也不懂大人的事，有时候不好的地方回忆起来还是蛮可爱的。在遵义我得了伤寒病，初一都没念完。到重庆后父亲送我去艺专读书，也有入学考试，但我画得不像样子，父亲和校长是朋友，就硬塞进去了。进去以后我也没有好好念，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会画。那时候父亲也不管，很自由。关良、李可染都是那个学校的教师，他们都会拉胡琴，大家就一起唱京戏，我在学校里还演京戏，关良也来我家里拉胡琴，我们自己做行头唱戏，把这五年就这样混掉了。上课也不好好上，素描也不好好学。最厌烦的还是英语课，一有英语课我肯定逃学去听京戏。 　　记者：抗战结束后您一家人又回到上海了？ 　　丰一吟：抗战结束后，我们从重庆回到上海，这一路的艰苦就跟逃难时一样。最有钱的人乘飞机回上海，其次是沿长江坐船一路下来。我们是坐长途汽车，先往北走到宝鸡，再走陇海铁路，在南京下来后换乘火车到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路过郑州的时候人很多，坐火车不容易，那时也无所谓买票，人就直接到站台上，能挤上去就上。我们一次次把行李搬到车站，却上不去车。父亲怕行李跟别家弄混，就在行李上贴了丰子恺的名字。有一天我们在那儿等火车，一群年轻人先是看到我们行李上的名字，随后认出了父亲，他们帮助我们一家总算挤上了火车。 　　记者：后来有人说丰子恺想去台湾，但最后还是留在了上海。 　　丰一吟：来上海之前父亲确实带我去过一趟台湾，但那是当时开明书店的老板邀请他去那里旅游，我们只呆了两个月。我们到台湾去蛮好玩的，去外面吃饭，父亲想要告诉他们不要放猪油，但当地讲闽南语，听不懂国语。他忽然想起来，台湾当时刚刚结束日本统治，或许都懂一些日文，父亲就和老板说日文，果然对方就明白了。随后去厦门拜访弘一法师的旧居与圆寂处，在厦门的时候听说解放了，父亲就慌了，因为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正好叶圣陶写信给他，说快解放了，你赶快回来吧，父亲就先去香港开画展，筹集了一点钱。我们就又回到上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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