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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不怪毛泽东

http://www.CRNTT.com   2012-02-26 08:52:37  


 
  万寿路招待所大院住的几乎全是等待分配和等待“解放”的老干部。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交流信息,生活得比较清闲,相处得很亲密。谁家得了或做了些什么好吃的,常常分送左邻右舍。谁的身体不舒服,需要看病拿药,左邻右舍通过各种关系找车送医院。

  “四人帮”倒台前后,万寿路招待所还是组织部长郭玉峰的天下,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主要靠老同志们之间相互照顾。 

  有一次,不知谁得到了一些足球票,老头们请招待所派个车去趟体育场。那年头得张票不容易,派车更难。据说,招待所所长请示了郭部长之后,同意派一辆专门运送院内垃圾的130小卡车去。老头们一听,干脆不去了。 

  不管郭部长怎么不痛快,来招待所看望这些老干部的人还是一天天多了起来。特别是当时已经复出的邓小平正大刀阔斧地搞整顿,大家都很高兴。来客们往往同时看好几家,也带来不少“小道消息”,这些消息多半是叫人充满希望的。有次章蕴妈妈来看帅孟奇妈妈,也顺便看看我爸,一谈,原来他俩不仅都是湖南人,还是小学校友。章妈妈鼓励父亲耐心等待“解放”,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年届七十的她还示范做了一套保健操教父亲。无奈父亲实在缺乏体育细胞。只好由母亲代学。 

  这期间,吴德、丁玲、冯雪峰等人的孩子都来看望过父亲,更不用说一大堆文艺界的老朋友、老部下了。有梁斌黄胄兄弟,陈荒煤夫妇,杨沫,等等,在北京的文艺界名人来得真不少。王昆阿姨心灵手巧,看见父亲的羊毛衫肘部破了一小块,她拿回去织补了一番,做得天衣无缝,连我妈这针线活儿不错的人都赞叹不已。任白戈的儿子会使缝纫机,他给妈妈做了两条布睡裤。“文革”前的炊事员小李,已经回农村了,每次来北京都带上他做的父亲最爱吃的一只烧鸡或一碗粉蒸肉。有个人从南方带来一大筐嘉兴粽子,下了火车就直接送到招待所,粽子多,妈妈赶紧分送大院内熟人。当时父亲前途未卜,党报上还时不时地批判他一下,朋友们这番真情关切给父母带来许多温暖。 

  我和孩子们周日才去,碰见的人不多。有一次正好碰上父亲的老警卫员王保群带着老婆孩子来访。我们一块儿去翠微路小饭馆吃了一顿。王保群从1946年张家口时就跟着父亲,张家口撤退时他们刚从外地返回(当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一月前已撤走了),在他们赶回住所收拾完文件和被褥跑到院子里时,敌机已开始轰炸,街上人们四散奔逃,他们的马也丢了,王保群赶紧在路上抓到一头乱跑的毛驴,才和父亲仓皇跑出张家口。解放后他在文化部做些行政后勤的工作。没想到这么老实巴交文化不高、出身贫寒不贪不腐的老党员,“文革”中居然受周扬牵连被遣送回原籍。这次来北京看我父母亲时,他已知自己患肝癌,回去没多久就去世了。 

  1975年8月27日,中央专案组对周扬有个结论:“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属人民内部问题。本人做了检讨。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补发审查期停发的工资,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工作。”这几条指示当时的部长郭玉峰均未执行。 

  恢复组织生活,对于那一代人来讲比生命还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党还承认你是个党员。母亲从1972年起每月有20元生活费,后来又加到30元。她无处去交党费,就每月留下2元(后加到3元)用手绢包好准备将来交。1975~1976年父亲无处过组织生活,无异于头上还悬挂着一把利剑,不仅他本人,母亲和我也觉得是件大事。谁能想到三十多年后,不少党员懒于参加组织生活,借口病假事假躲着不去,不交党费没关系,工资里直接扣,想退党都不容易,时代在变啊! 

  原工资也没照发(父亲的工资大概是三四百元左右),每月30元生活费。好像是1978年底前后父亲才拿到全工资和补发工资,他们把补发的一半交了党费。母亲1975年6月就拿到补发工资一万多元,她给自己留了2000元,其余全部分给亲属们和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工作人员。父亲出来后,她尽其所能买了三七粉天麻人参等补品给父亲吃,使父亲的身体很快得以恢复。 

  当时院内老头子们个个积极锻炼身体。父亲只会快速散步,每天按自定的标准在大院内走几圈。快步走完若是碰上伴儿,还能边走边聊,其乐融融。我见到过的就有宋任穷、郭小川等。有时他自己边走边想什么,还曾一头撞到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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