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国际视野 】 【打 印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 
郑永年:中国外交的内部要素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2-03-06 09:26:55  


 
大外交需要体制的支撑

  外交的政治重要性并非抽象。尽管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但这种认知并没有反映在机制上。本栏之前论述过中国缺失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机制。尽管外交利益多元化、声音多元化、决策角色多元化,但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统筹外交事务。在任何国家,除了总统(总统制)和首相(内阁制),外长和财长最为重要。美国的国务卿在正式的行政系列上的位置是第三,实际上的位置是第二。中国的外长不知道出于第几位?但很显然,外长只不过是众多外交角色中的一个,并且其行政级别并没有较其它角色高。外长在政治系统中的等级不够,权力不够,其他国家就会对其不那么重视。更重要的是,在和外国打交道过程中,很多本来应当抓住的机会往往流失掉。

  要实现“大国大外交”,中国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大外交的制度结构,没有这样一个结构,小外交的局面还是继续。如何改革体制?从体制运作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体制类似于俄罗斯或者法国半总统制的体制。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主席和总理之间的分工,类似于这些国家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分工,国家主席和总统都是掌握外交权的。当然,中国的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这一事实。如果意识到体制的这个特点,中国至少有两种相关的制度选择。一是改革目前的国家外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得这个组织变成一个实体。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尽管由国家主席(总书记)担任,但因为这个组织是个虚体,难以拥有重大的外交决策所需要的资源。“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设想在1990年代末有过,也进行过一些论证,但至今没有落实。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并且外交至于中国内政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会过,设立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结构势在必行。

  如果这一设置还有有困难,那么至少必须有一位政治局委员,甚至是政治局常委,来专门负责外交,并且辅助总书记(国家主席),在国家外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在中国,一个领域的政治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该领域处理事务的领导的政治级别。钱其琛担任外长时同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国在1989年后在那么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很快改变了外交环境,这是当时领导层亲自抓外交的结果,而当时的外交重要性,也表现在人事任命的政治行政级别上。中国的大外交需要一个大结构来支撑。

  再者,大外交格局的出现,也要求中国吸收消化一些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这里主要指的是限任制和年龄限制制度。限任制和年龄限制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近年来越来越制度化。这些制度变革应当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它们从制度上保证了个人专断已经成为不可能,也保证了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但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这些制度创新也带来了一些“缺陷”,就是如何确立政治责任。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