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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论坛实录：谁主香港沉浮？ | |
http://www.CRNTT.com 2012-04-03 00:16:19 |
周八骏：香港正处于“承前”向“启后”转变的转折点，梁振英出任第四任行政长官是适应这一转变的不二之选 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要以两条线索来分析：一是一国两制与时俱进，一是香港从港英统治向中国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过渡。两条线索的区别在于，“过渡”在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后就开始，而一国两制的原则在九七前已提出，实践则从1997年7月1日开始。 按照我个人观察，一国两制的实践，已经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关键的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7年7月1日至2003年7月1日前后。在这段时间，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是经济政治都强调“两制”而忽略“一国”。然而，香港经济与国家主体经济不以任何人主观愿望为转移，早已开始建立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前店后厂”的分工。这种分工把香港经济和内地经济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种联系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不断拓展。所以，我们看到2003年7月1号前后，香港社会出现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一方面，对温总理6月29号在香港主持签署CEPA，即使是反共媒体，都给予正面评价；但是，紧接着7月1日，围绕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争议，也包括特区政府施政失误，触发数十万人大游行，喊出“还政于民”的口号。 从此，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实践进入了第二阶段：经济讲“一国”，政治上依然强调“两制”。一些香港人因为经济不得不讲“一国”，于是，在政治上产生逆反心理，要求加快实行双普选。这种观点和情绪，在香港上流社会特别强烈。 但是，随着香港经济与国家主体经济一体化不断拓展，经济讲“一国”与政治强调“两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必然地开始向第三阶段迈进——承认“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 另一方面，香港由港英管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过渡，也开始处于由“承前”向“启后”转变。 从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到时特区第一个五年，强调平稳过渡，亦即“承前”，尽可能保留大七前的东西不变。从特区第二个五年开始，出现“承前”向“启后”转变的迹象，表现在董建华先生推行高官问责制以及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立即激起传统观念、利益群体，包括顽固反动势力的抵制和反对。 曾荫权上台后，只能“承前”无法“启后”。但是，香港一定要向“启后”转变，因为，关于一国两制的认识和实践，已由经济、政治都讲“两制”忽略“一国”转变为经济讲“一国”政治仍强调“两制”，正在朝着承认“两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以“一国”为前提和基础的目标转变。所谓“启后”，就是实现这一目标，开创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纪元。 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就是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展开的，因此，无论斗争还是认识，都表现得特别错综复杂。 应该承认，爱国爱港阵营对哪一位候选人更适合在当前条件下出任行政长官的认识迟迟未能统一，也是这次竞选特别激烈的一个因素，假如早一点取得统一，所谓建制派的分裂不会到今天这样严重的程度。 的确，在2003年七一后不久，唐英年接替梁锦松出任财政司司长，他是被视为行政长官备用人选。曾荫权接替了中途离任的董建华，没有改变唐英年是候任的行政长官人选。在第三届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一职上，中央启用唐英年，这个趋势就更明显了。问题在于，大家都以为唐英年是下届行政长官不二人选，对方据此做了策略调整，争夺曾荫权之后的管治队伍。 然而，事实证明，唐英年的政治观念是模糊的。他在竞选最后关头，实际提出的口号与反对派的政治口号相接近，他和梁振英之间有原则性差别。但这一点在很长时间里是被掩盖了的。唐英年之所以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人选，是政治模糊的结果，这个结果，和出现所谓“建制派”这一新标记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不愿称自己是“爱国爱港阵营”，称自己是“建制派”，用这个口号把各种政治势力以大杂烩形式相包容，同时取消民主派是反对派的提法。 从唐英年是唯一人选，到允许梁振英加入竞选，这是一个转变。但转变的开头，还是有优先次序不同：唐是首选。深刻的转变在于，为什么会从“梁陪跑”变成“梁平跑”到“梁领跑”，最后“梁上唐下”。在短短两三个月里发生的这样的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香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激化的结果。 香港的大财团鼓动有些人出来取代梁，提出“ABC(anyone but CY)”的口号，是企图制造混乱，干扰中央决定，争夺香港的管治权。所以，我提出“谁主香港沉浮”？答案必须是国家、是中央。不做到这一点，或者做不到这一点，香港就无法实现真正回归。 当前，香港正处在“承前”向“启后”转变的转折点上。港英时代的东西，应该保留的保留，应该淘汰的必须淘汰。香港现在深层次矛盾为什么这么尖锐？这跟现在台上一些人长期受港英政府训导、顽固坚持“积极不干预”过时的观念分不开。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施政的观念问题。这种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人事上的相应改变。 梁振英在香港本地出生，他的从政经历紧扣香港回归祖国的进程，因此，被一些人怀疑有共产党背景，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势力、传统既得利益代表，视他为必先除之而后快的对象。 在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过程中，中央下决心选择梁振英，这种选择是决断的。在中央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的之后，唐英年发表了类似于反对派的政治言论。为什么在竞选开始和中间阶段，唐英年阵营回避讨论政纲？因为，如果那时就把政纲的原则性分歧显示出来，唐营会失去中央支持。一旦他意识到中央“放弃”他了，他就索性把原则性分歧端出来。于是，在2012年3月16日电视辩论时，唐英年攻击梁振英主张用暴力对付群众游行，并提议缩短商业电台牌照的期限以遏制言论自由。在投票前一天，唐英年公开呼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到了关键时刻，他与梁振英在爱国情怀和管治方法上有原则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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