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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革”记忆 | |
http://www.CRNTT.com 2012-04-09 09:24:28 |
在昔阳,在大寨,你看到这些,就仿佛穿越到了“文革”时代。 “文革”究竟是一场“十年浩劫”,还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个原本无需争论。1978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得明明白白。虚构所谓阶级斗争,制造族群分裂,跳动内战,千百万人挨批挨斗,非正常死亡。工农业生产停滞,国民经济几近崩溃。高层一场又一场政治地震,政局动荡民不聊生。这样一个畸形发育野蛮治理的年代,应该郑重地嵌刻进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忘记它,才是天理难容。 依照这个历史事实,重建“文革”记忆有一个原则,确定它属于灾难记忆。人类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将自己的记忆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有益的经验和有害的教训。创伤和成就,当然会有不同的记忆书写。像“文革”这种危害国家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重大影响的灾难,理应成为历史的耻辱记载。如果还要为它披红戴花,装扮成黄金时代以供后人敬仰,那才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在于,即使对于“文革”这样的全民大灾难,每个人的感受也是不尽相同。即使在最混乱的10年,也有弄权得逞的,也有安富尊荣的,也有侥幸得益的。昔阳大寨这样大力复制半个世纪前的旧景,也无非是留恋当年稳坐全国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怀旧情思。这里就有一个要求,一个人的人生叙述,某一个团体的集合记忆,必须和国家民族的集体记忆的价值取向相一致。我们要大力重建的,是整个国家民族,至少是这个国家民族大多数人拥有的集体记忆。我们必须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将自己的幸福记忆强加在全体国民头上,变成集体书写集体记忆。 清除“文革”影响,确立对“文革”的正确书写,建立正确的社会记忆,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国家曾经有一个反思历史的风气,我们并不忌讳揭开往日的伤口,历史创伤诉说一个时期成为话语主流。那个时候,记录灾难没有障碍。以后逐渐变了。公共传媒讨论创伤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志之士想望通过公共记忆场所固化这种记忆,阻力超出想象,比如樊建川的博物馆。20年来,公共话语空间越来越逼仄,媒体发出灾难记忆的声音越来越困难。你越是遮蔽“文革”记忆,一些为“文革”招魂的势力就越来越胆壮。昔阳大寨的“文革”建筑雕塑群落,就是这样一个角落里一声怪诞刺耳的音符。 文学大师巴金早就呼唤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年以来踪影杳然。倒是像昔阳大寨这样的“文革”建筑,一旦规划就迅速覆盖了小城街巷。它说明,“文革”的影响远未清除。温家宝总理最近忧心忡忡地担心“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身边就有扬幡招魂的,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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