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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患上苏联病 必须对此有高度警觉

http://www.CRNTT.com   2012-07-29 09:11:14

反思中国的“苏联病” 　　中国经济增长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从早期的放松经济管制、解放劳动力、刺激私营经济发展完成原始积累，到政府驱动下的大规模建设投资、初步实现工业化的过程。 　　有意思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中国从未真正建成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某些方面同苏联经济在50至70年代非常类似。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主导思维的驱动下，创立和完善了工业体系。同时，还以激发民族和制度自豪感为目标，建设了无数以高大全为象征的公共设施。由于这种经济制度没有自身的动力和造血能力，苏联经济在70年代后期陷入了停滞。在中国，类似的迹象已经显现，必须对此有高度的警觉。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被称为是“模拟市场经济”。因为上游生产资料始终通过国有垄断企业掌控在国家手中，例如“三桶油”把持着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而“两网”把控着电力供需。 　　在“模拟市场经济”中，看似也是通过市场来调配资源（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权力），但事实上，只是对下游资源的调配。国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赤裸裸地调配生产行为，但是更加隐蔽地通过垄断国有企业来实现对生产行为的干涉。 　　一方面，垄断型的能源集团有愿望也有能力挟持国家的产业政策，另一方面，国家需要垄断集团来实现经济控制的资产增值（实际是国家对国民的剥削）。通过这种国家控制下的市场模式，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每个特定的阶段都会有部分群体的利益被牺牲。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总会有另外一部分人的生存状况变得更差。 　　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模拟市场”条件下，无法形成“正激励”，市场信号被完全扭曲。 　　一方面，政府投资的效率极度低下。在投资能力较低，项目意义非常重大的情况下，还可能指望有较为严谨的投资分析和回收核算。但在短时期内进行巨额政府投资时，拍脑袋就上马的情况屡见不鲜。有学者估算，过去10年里，政府投资的效率正在大幅下降——从2002年每增加1元GDP需要固定投资1.78元到2010年需要5.99元。 　　另一方面，人的创造力被制度扼杀。尽管私营经济在中国的GDP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没有人能否认，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正是在与政府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下生存的。企业家们不是在努力提高效率或进行创新，而是紧紧贴着政府的鼻息，搞好与官员的关系，争当“红顶商人”。 　　面对如今的经济困境，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挑战，如果解决不好，所谓的中国模式就可能反而被称作“中国病”，就像高速增长之后陷入衰退的“日本病”，甚至更遭。 　　时至今日，当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下去的时候，就应该下决心进行系统性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投资刺激。这种变革不只是宏观上的某些调整就能够奏效的，而是要在微观经济层面实现解体和重生。中国经济要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的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增长的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企业创新能力来发展。 　　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是中国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的绝佳契机。但在经济刺激政策下，依靠增加信贷规模、提高企业产能和全面铺开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矛盾被表面的繁荣所掩盖。在一片欢呼声后，人们才发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建设工程贷款难以收回，经济结构仍处于恶化之中。 　　从理性和现实教训而言，出现另一个四万亿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从政府思维惯性、政策本质、投资方式而言，我们却绝难杜绝再次出现又一个四万亿救市的可能。因为，这种以政府主导增加信贷规模，巨额投资“铁公基”项目的方式是直接和简单的，是能够短期见效的，对地方政府和国企是皆大欢喜的，虽然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温家宝总理近期已经明确指出：“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包括促进消费、出口多元化等，但当前重要的是促进投资的合理增长”，这无疑是对过去“四万亿”模式某种程度上的否定。 　　“人染沉屙，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曾这样说道，事实上医治经济体的病疾同样如此。 　　“中国病”是一种慢性病，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慢慢调理，此外通过减税、利率市场化、反垄断、财政民主化、放权让利等多种政策来缓解病情，倘若企图以政府大手笔救市这副“猛药”来治疗慢性病是愚蠢的更是危险的。（王晓夏对本文亦有贡献）（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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