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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方”应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危机

http://www.CRNTT.com   2012-09-03 08:23:45

文章认为，对全球来说，能逐渐度过2008年的经济低谷，中国因素起到很大作用。对中国来说，之所以还谈不上经历危机，外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尚未演变为全面经济危机，内因是强有力的政府预算能力，以及城市化带来巨大的投资拉动。然而，如果从长周期理论的视角，2020年是一个重要节点，假设百病缠身的全球经济“马车”届时再次垮掉，中国经济则会真正面临内忧外患。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经济开始面临两方面巨大挑战。从需求面来看，目前加速城市化时期已经到来，到2020年左右城市化带动的投资动力必然会弱化，甚至逐渐达到临界点。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缺乏技术进步支撑和劳动生产率下滑，也使制造业投资不容乐观。在缺乏公共服务与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还难以主导需求。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中国战略转型也使得出口拉动效应下降。因此，如果不进行经济模式改革，必须会出现GDP“三驾马车”难以为继的时刻。 　　从供给面来看，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技术的作用。长远来看，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导致储蓄率下降是肯定的，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使劳动力因素弱化。没有了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支撑的高速增长，还能依靠什么？如果说靠人力资本因素，那要看到其影响是复杂的，即使在新增长理论中，也是具有严格约束条件的。具体到中国，似乎仅靠学历教育促进的人力资本提升，并未对增长起到多大作用，中国更需要的是熟练技术工人和专业型人才。就技术因素来看，政府推动的自主创新仍然进展缓慢，政策强调推动技术进步已经多年，我们却仍未摆脱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 　　文章指出，要应对这个十年末可能面临的危机，需要三个药方： 　　其一，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入手，这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首先，将提升最终消费中的居民消费作为国家战略，这就需要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消费渠道和手段等方面全面改革。其次，从收入角度来看总需求，非政府部门的收入规模比重受到抑制，边际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更需要通过二次改革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尤其是要约束国有资本的低效扩张，且在要素市场打破垄断。最后，从总供给来看，既应该以新的教育理念来优化人力资本，也应该大力促进“草根技术进步”能力，使自下而上的民间创业和创新成为企业精神主流。 　　其二，在很大程度上，国内外各界对于中国经济的信心，来源于财政汲取能力。换句话说，政府的现金流量表虽然出现压力，但是资产负债表仍然不错，有庞大的土地资产、国有金融和非金融资本支撑资产方，能够应对隐形负债。然而，一旦经济下滑、信心丧失，失去流动性的资产同样可以成为“炸弹”。因此，未雨绸缪优化政府资产负债表，适当紧缩政府资产负债规模，也是重要的选择。 　　其三，强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能力。在金融传染日益凸显的今天，如果应对和转嫁金融危机的能力不足，往往会为发达经济体的转型“买单”。所以，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稳步推动金融国际化进程是必要的。当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改革是前提，否则超前的金融开放反而得不偿失。 　　总之，只有进行第二次彻底的经济与体制改革，才能有效应对未来真正的危机挑战，化“经济危机”为“周期波动”，否则就只能如教科书中所言，靠危机来解决潜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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