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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腐败也很严重：权钱交易普遍存在

http://www.CRNTT.com   2012-09-08 09:49:19

“文革”期间，我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我的记忆告诉我，“权钱交易”在“文革”期间是普遍存在的。我至今仍然忘不了的，是“文革”后期一位公社副书记对我父亲说过的一番话。他说:“要办事情，就要学会送东西。送他东西，难道是在疼他？还不是在疼自己！”这番话令我父亲有醍醐灌顶之感。办事情要“送”，这一点我父亲当然早已懂得。但“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父亲此前似乎一直没悟透。“还不是疼自己！”———那时在公社中学教书的父亲，以为这真是至理名言。一般人，在行贿时，多少都有一点心理障碍，尤其刚开始干这种勾当，事前事后，心里都会很别扭。但“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除行贿的心理障碍、消解行贿的心中别扭。有位小说家前几年写了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名为《启蒙时代》。如果把让人对任何一种道理的懂得，都视作是“启蒙”，那么，在“文革”期间懂得了“还不是疼自己！”的父亲，也可谓是被这位公社副书记进行了“行贿启蒙”。被“启蒙”的父亲，此后多次以赞赏的口气对我讲解着“还不是疼自己！”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文革”期间就接受了“行贿教育”的。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父亲对“还不是疼自己！”这句话的鹦鹉学舌，在某些人生关头，总在我耳边响起。但因为心中的障碍和别扭过于坚固和强烈，“还不是疼自己！”这道理，都被我以“我可以不疼自己！”所抵挡。如果说对他人的“送”，是因为要“疼自己”，那么，我不“疼自己”不就完了吗！然而，前些年父亲重病，从这家医院转到那家医院，我也就给这个医生送完红包，又给那个送。这时候，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声音:“你可以不疼自己，但你却不能不疼自己的父亲！”我想，我可以拿自己的名利赌气，却不能拿父亲的生命撒野。———这样想后，便硬起头皮，怀揣信封去找医生。每一次，都不像是去“送”，倒像是去“偷”。从“还不是疼自己！”到“我不能不疼父亲！”，说到底，还是“文革”期间接受的“行贿教育”在起作用。 　　“文革”期间城市的情形，我没有切身感受。但城市一定有城市的腐败方式。在农村，那时候，县以下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政权”。农民们每天面对的是生产队的队长。队长，在那时候的农村，是有着极大权威的。生产队的一切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一个本来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当起了队长、掌握了统御全队的绝对权力，就会变得骄横起来。而再刚烈的人，在队长的威权面前，也不得不俯首帖耳。因为队长“官”虽不大，却有整个国家的“专政机器”在为他撑腰。敢与队长较劲，敢违队长之命，就意味着是在对整个国家政权挑战，最终，肯定成为“阶级敌人”。我所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任何一家来了客人，都要请队长陪客；甚至家里有了匠人，也要请队长作陪。来了客人，家里有了匠人，桌上的菜当然要好一些。所谓请队长来“陪”，当然是请他来享用这自己也舍不得动筷的好菜。这队长还不是“队长”时，是滴酒不沾的。当了队长后，硬是让家家户户“请”成了一个酒瘾极大者。酒瘾极大的队长，每喝必醉。醉了则大发酒疯。那时上海产的“飞马牌”香烟，是仅次于“大前门”的好烟。队长在醉后，往往嘴里叼着“飞马”，将一个汉子按倒，跨上去，屁股上下颠动着，叼着烟的嘴，连声喊着:“飞马、飞马……”有时候，伏在地上的，就是请他来吃喝的人。每当这时，最兴奋的是孩子们。对于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娱乐。 　　最初，是有人为巴结队长而请其“陪客”。有人开了头，别的人家就得跟上。当绝大部分人家都有客必请队长陪时，那最不情愿的人家，也不得不遵从已然形成的“规矩”。得罪了队长，那就等于穿着湿衣服过日子，没片刻舒服。队长要找你的茬，那太容易了。一次，一群孩子，手里拿着种棉花的小铁铲，走在田埂上。他们玩的是捉黄鳝的游戏，这是一种古老的游戏，一代代孩子都玩过。他们还没有动手，队长远远望见后跑了过来，将其中一个孩子手中的铁铲夺下，扔进不远处的池塘；又屈起两指，在这孩子头上敲了两个凿栗，然后扬长而去。走了几步，回过头说:“田坝都让你搞坏了！”不理会其他孩子，只对这个孩子下手，令所有的孩子都一脸惶惑。这孩子回家后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默然不语。父亲知道，一定是在某件事上得罪队长了。 　　父亲想的当然不是找队长讨说法。他想的是以怎样的方式赔罪。只在孩子身上撒气，说明得罪得并不严重，要赔罪该不难。下次请队长陪客时，多敬几杯酒也就可以了吧。可怜的农民们，请队长吃饭，当然也是一种贿赂。这是一种“权吃关系”。这种“权吃关系”，确实与今日惯见的腐败大为不同。从“请吃”的农民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向队长行贿，并不是为了从队长那里得到什么，而是为了不得到什么:不得到骚扰、刁难、迫害。从“吃请”的队长角度说，以这种方式受贿，作为回报，不是要为对方做什么，而只需不对对方做什么:不在集体干活时对对方家的人鸡蛋里找骨头，不在派工时刻意为难折磨对方家的人，不在对方的孩子和女人身上动粗……行贿而仅仅是为了避祸，这可以称之为防御性行贿。这种防御性行贿，在今天也仍然存在，但在“文革”期间却普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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