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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国共两党均放弃对日战争索赔 | |
http://www.CRNTT.com 2012-10-02 09:03:08 |
1957年周恩来说:“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 很自然地,对日索赔问题成了“与美国争夺日本”的重要砝码。大陆方面何时明确提出放弃对日索赔的呢?据《中共党史资料.第七十四辑》刊载的《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形成与演变(40年代后期—50年代中期)》一文介绍: “1955年11月,周恩来接见日本前首相片山哲、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主席藤田藤太郎为正副团长的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访华团时指出:‘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是中国人民的权利。不能设想中日战争状态还没有结束,中日邦交没有恢复,不提出要求;不能设想在亚洲所遭受战争灾害的菲律宾都提出了赔偿问题时,而中国人民不要求。’但日方如果提供赔偿,则无论如何这一负担最终将落到日本人民身上。中国人民曾长期遭受外来干涉,向列强支付过巨额的赔偿,对战争赔款的重负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深知巨额战争赔款对于日本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50年代就决定,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周恩来解释说:中国政府之所以不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仅仅依靠外力(日本赔款)进行经济建设;中国人民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法国等国家之间因巨额战争赔款而产生的矛盾日益激化,最后孕育出纳粹这一怪胎和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历史教训;把上一代人所犯罪恶的后果,让无辜的后代年轻人长期承担,是不合适的;索取战争赔款,不一定能真正惩罚军国主义势力,反而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如果放弃索赔,却能够教育广大日本人民;总之,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放弃索赔更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1957年10月,日本日中友协第一任会长松本治一郎访华时,为日本侵略中国当面向周恩来表示歉意,周恩来当时就明确地表示:‘日本人民是无罪的,中国根本没有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意思’。从而首次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的政策原则。” 1972年周恩来说:“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 笔者没有查到60年代大陆官方关于对日索赔的史料,这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期,“争取日本”的工作也陷于停顿,高层未曾就此问题表态,也是有可能的。70年代,中苏交恶,尤其是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而选择与美国建交制约苏联,中日关系也在这一大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方也明确宣布放弃一切政府层面的对日索赔。这一决策是如何出炉的,迄今尚无充分史料说明。收入《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当中的《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公明党竹人义胜委员长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会谈的要点》中稍有提及: 竹人:……以下的事情想要确认一下。田中首相访华发表联合声明时,(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两点有加以明确的必要吗? 周:这一点请让我再想一想。向毛主席报告,在党内进行讨论。毛主席说放弃赔偿要求。4亿美元左右,现在不是什么大数额,但让人民负担不好。联合声明里也可以写上放弃要求赔偿权。 竹人:万分感谢。 周:这是当然的。我们决不出难题。为了早日恢复邦交。还是早一点来好。 结语 1、国内有些出版物将台湾当局放弃对日索赔解释成蒋介石对日本“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这是很荒谬的,蒋氏的“以德报怨”政策止于1945年日军投降及稍后一些时候,蒋氏不欲刺激已经投降但数量甚多的侵华日军,故出台“以德报怨”政策,希望换取日军的和平撤离。到1950年代退居台湾,“以德报怨”政策早已终止。不过,国内的一些文章的评价:“台湾当局为求得一个所谓“中国合法政府”代表的形象,处处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为一党一派之私利出卖民族大义,在战争赔偿等实质问题上彻底放弃”——这种批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国内的某些出版物习惯性地如此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对日索赔:“周恩来总理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作了下述指示: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关于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这三条理由,显然没有任何一条触及事件的核心:中苏冲突——中日邦交的正常化,重挫了苏联在远东进攻型战略的锋芒,同时提升了中国和日本的安全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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