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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人口红利尽头”

http://www.CRNTT.com   2013-01-17 08:48:36  


 
  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发生于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的时期。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加上了计划生育政策的额外作用条件下,在较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提前完成的,相应的老龄化是在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阶段上发生的。即还没有从劳动力丰富的禀赋结构,转向资本丰裕的禀赋结构,从而还没有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获得比较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以及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意味着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中国长期享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将会获得削弱。与此同时,由于从人均GDP水平看,中国尚未进入可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发展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

  应全面启动户籍改革

  文章指出,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需要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去努力挖掘或者延长人口红利期。

  由于中国各地区间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差异都很大,在沿海出现招工难现象的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转移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户籍改革的推进至关重要,因为改革能够延长人口红利期,让中国获得更多时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从生产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和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有重要关系,如果能够让农民工获得户籍,改变其在40岁左右返乡的情况,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供给。

  从消费角度看,农民工现在是城市里的劳动者,但在有后顾之忧以及返乡预期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成为和城市居民对等的消费者、采用一样的消费模式。如果能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能释放极大的内需潜力。

  “农民工”和“城镇常住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相同,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说明中国户籍改革未来将用“两条腿走路”。

  未来,在中国户籍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中央要拿出时间表,有顶层设计,并和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分工。以义务教育为例,在人口流动较大情况下,考虑到地区之间的均衡,最好的方式是中央把义务教育财政责任承接下来,而地方政府则应逐渐落实社会保障、低保的相关责任。

  虽然经济增长减速是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但中国不可能通过调整人口政策让生育水平大幅提高,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会逆转或延缓的可能性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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