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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公民教育

http://www.CRNTT.com   2013-02-19 14:18:57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秋风 　　中评社北京2月19日讯／当社会转型进入瓶颈，除了诉诸改革，对公民道德的强调，开始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视野，无论是官方话语、学界讨论还是民间舆论的不同空间，无论是“道德血液”、“公民道德”、“良心”的不同表述，都在指向关于公民个体的德性问题，而公民个体的德性问题，又在一个建立现代国家和公平社会的语境下，必然地拥有它的公共含义。有意思的是，从西方的新共和主义，到回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都似乎在一个问题上取得一致，而这个一致的背景，则是全球范围内因自由主义过度发展而导致的物质化和平庸化，以及由此对人的德性以及公共生活造成的影响。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秋风，就当代中国社会公民教育的意义和走向，向《南风窗》记者阐述了他们的理解。 　　两个伦理：西方转型的启示 　　《南风窗》：王人博老师近年对梁启超有深入研究。作为“五四”一代人的精神导师，梁任公在经历立宪、革命种种之后提出他认为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能否承担得了现代国民的任务，并提倡“新民”。那么，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处境和梁启超或“五四”一代人所处时期比较的话，现在的公民教育语境是否能和当时对接上，还是有一些新的挑战或是任务？ 　　王人博：中国的现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人口多，文化和地缘差异大，同时，鸦片战争后经历100多年的折腾。又有历史问题，又有现实问题。当然,从一个代际来看的话，梁启超一代和 “五四”新文化一代，和我们肯定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梁启超当时认为，中国要转型，首先要有一个士绅阶层的崛起，或曰 “中等社会”。我们现在一般用“中间阶层”或是“市民社会”的概念，这两个概念跟士绅社会肯定是不一样的，反而更接近于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从构成上，今天的中间阶层包括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等，和当时传统的士绅构成不一样；从人数来看，中国目前的中间阶层，或者说市民主体，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条件应该说比“五四”时更成熟。梁启超认为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如何从现代语境下的市民社会转型为一个公民国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比较悲观，从理论上讲，转型成功肯定是由中产阶层推动的。但是真正从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转变成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并不是顺理成章的。西方的这个过程，具备了两个条件，一个是宗教伦理，一个是政治伦理。宗教方面，有基督教对人的教化；政治伦理方面，物质上富裕的这批人，他要享受权利，那么通过共和体制的安排，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治伦理，那就是责任。到底一个有知识有教养的这么一个阶层，我要为社会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个阶层的责任和权利是不能分割的。这两点，是西方转型时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但中国呢，第一，我认为儒家伦理在中国向公民社会过渡时，太过理想化。第二，政治伦理，这是我们现在缺乏的。从物质上讲，中间阶层这批人已经上来了，但政治伦理、政治道德、身份带来的责任意识，现在都挺缺乏的。如果这两方面都不能形成，我认为公民社会还是比较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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