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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http://www.CRNTT.com   2013-04-15 14:04:13  


 
  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两股力量推动的:华尔街主导的金融快速扩张,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国际化。前者导致资金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后者使各种制成品和服务产业,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穷国”有钱、“富国”有债的世界金融格局。以金砖五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但却不同程度上被美元绑架;而发达国家则债台高筑,危若累卵。难以为继的债务危机,使美元信用岌岌可危,成为美国经济以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心脏病。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

  第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然而,这些建立于冷战期间的安全同盟,在本质上是封闭排他的。中印俄等新兴大国,一方面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责任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却被排除在以美国为首的安全体系之外。这一矛盾,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而日益突出,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安全的共同隐患。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制度建设作为战略保障

  近年来,中美双边关系中最具实质性的进展,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性安排。在此安排之下的一系列对话机制,使得双方能够保持交流沟通,妥善处理冲突和争端,促进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由于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双方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中美之间的任何问题都具有世界性意义。反之,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美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也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解决。然而,中美两国在应对各种国际事务中,必然有相互冲突的利益考量。在各领域、各层级上确立制度性的对话机制,是有效处理利益冲突、预防危机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其次,必须在制度上保证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并都处于高危转型期。追求所谓的“战略互信/承诺”,不仅难有所获,而且由于两国内政错综复杂,各派力量的互动瞬息万变,一时间的互信/承诺很难有实际约束力,反而易于成为国内政治中的包袱、双边关系中的把柄,从而带来负面影响。

  再次,在世界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维护和平的基础,也是中美双方最根本的共同利益所在。通过制度安排确保中美之间的战略均衡,是中美之间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也是世界和平必不可少的战略保障。

  2009年,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中美之间“战略再保障”的建议,认为必须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来维系中美的共同利益,处理双边关系中的矛盾与冲突。在此基础上,美国欢迎中国成长为繁荣稳定的大国;中国也承诺在“崛起”过程中不损害他国的根本利益。现在看来,着重中美关系中的制度建设,正是“战略再保障”的关键所在。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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