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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儒家能否构建优良的现代秩序？

http://www.CRNTT.com   2013-07-04 14:33:10

第二，通过张君劢可以更为全面理解现代儒家。儒家在过去一百多年中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到今天儒家在一百多年中究竟是什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整体形象比较含糊、模糊，或者说是错误的，从我的立场来看可能是错误的。到今天我觉得我们需要面对几个问题：一是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在一百多年究竟做了什么，在大转型的时代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可以具体，这一百多年中儒家究竟是障碍还是现代秩序构建的主体。在启蒙史观、革命史观的叙事中，儒家是一个问题，是现代化的障碍，是建立民主政治的障碍，也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障碍，通过清理儒家以及儒家所塑造的中国人价值、中国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建立理想中的现代秩序，儒家都是问题。直到现在我相信在大陆的知识界大多数人还是这个看法（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所以给思想界设定的任务仍然是通过批判传统和儒家确立现代思想的主体地位，确立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地位，都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其实是我当初研究张君劢想要回应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对于张君劢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重新发现以及在现代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更准确的定位可以有效的来回答一个问题，即现代儒家究竟是什么，做了些什么。 　　我说这些话的含义是现在学界所承认的现代儒家人物中，可能张君劢最特别，也最具有代表性，他跟熊十力、梁漱溟、钱穆先生相比最特别，恰恰能代表儒家在处境中应该具有的角色，充分呈现了一个儒家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形象。比如熊十力先生，他主要是一个现代哲学家，由此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一个儒者就是一个哲学家吗？当然他是一个哲学家，但不应该只是一个哲学家。张君劢的视野要更完整，因而更像一个儒者。大家都知道儒者不仅仅是“思”，而是要“知行合一”，行道于天下，不仅是求道、问道，更重要的是“行道于天下”。张君劢在这点上做得最好。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立宪者、一个政治家，而且把这两者融贯为一体，当然中间有不完备之处，对此我们有讨论，但起码他显示了这样的意向，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张君劢先生在1946年参加《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不管他在中间发挥主导作用还是共同审议的作用，起码他非常深入的参与了此过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儒者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一个儒者最终就是一个立法者，哲学和思考最终指向创制立法，看董仲舒、诸子，他们所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诸子不是在政治上立法，而是给中国社会立法，塑造了后来一千年的中国社会，这才是儒者思考的重点——一个制度的创建。现在儒家的人物中，张君劢在这方面功业最大，立功的背后是立德、立言。我觉得通过对张君劢先生的研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现代儒者是什么，现代儒者在做什么。以前的研究很重要，揭示了现代儒者思考哲学问题，回应中西文明之间的紧张或者关系，张君劢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更完整更丰富的视野——不仅在文明层面思考哲学问题，还在国家秩序构建方面努力。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通过张君劢先生理解现代儒家的维度，通过张君劢先生可以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发现或者重构一个思想和政治的谱系，这也是我写《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一个重要的考虑，在现代中国重新发现保守主义思想和政治传统。张君劢是这个传统中承上启下的人物。对于这个传统我后来写过几篇文章想要阐述，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现代儒家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大家现在说的都是从新文化运动以后或者梁漱溟先生开始算起，这当然是一个理解的角度，还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的角度。现在谈论现代儒家和一个问题对应起来：现代国家秩序的构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现代儒家最晚要从张之洞算起，因为他们开始应对现代问题，所以就是现代儒家，不管在哪些方向思考，提出了什么样的方案，这些方案在实践中究竟有没有实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思考的维度和深度与以前的宋明儒者都不同，我认为这足以称之为现代儒家。当然在现代儒家广阔的视野中，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牟宗三的传承体系，他们有明显的人事直接关系。这样的体系可能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思想传统，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而且它和孙中山、蒋介石的政治力量之间有很复杂的、密切的关系。我写《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有一个小小的雄心：重构现代思想和政治史的叙事体系，以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作为轴心，一边有胡适的自由主义，另外一边是孙中山、蒋介石政治上的激进保守主义。通过这三个线索，以梁、张为中心重新叙述中国现代历史。 　　现代中国历史固然是儒家遭受前所未有冲击的历史，其实也是儒家最为积极的回应并且参与主导现代秩序构建的一个历史。我觉得通过张君劢对儒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重新定位，一直在解决问题，并且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主体性力量。这是第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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