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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号沉没：大型灾难考验国家伦理

http://www.CRNTT.com   2014-04-18 09:38:42

当面对灾难的时候，人们总是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理性时代瓦解了神灵（马来西亚的巫师是一个例外）之后，国家就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救世主。从公众对政府的种种不满就可以看到对政府的期待有多高，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不过如此。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曾写过一本《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的书，其中对中国清代中前期的赈灾能力大为赞赏，皇权之下的中国政府在社会动员、政治调度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英国和法国。 　　抛开国家的政体等差别不谈，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国家存在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如果每个人都是强大的，那就不需要国家了，无论马航还是“岁月号”都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应对灾难和保护公民是国家的内在职责所在，那么国家必须有相应的能力才有资格来花纳税人（也是购买安全的消费者）的钱。 　　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就是在灾难期间保护自己的人民，那么，国家机器的设置也必须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比如海警等机构就是为了因应海上意外情况的出现。韩国政府备受指责的一点就是4月16日晚上7点宣布搜救不会停歇，但是1个小时之后便以海况复杂、光线不足为由暂停搜救。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网友认为救援人员也有家人，不应让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援。这一说法看上去并无不妥。生命的可贵超越了性别、职业、种族的界限，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生命权，这也没有错。问题的关键是，作为政府机构构成部分的救援人员此时是国家人格的代表与延伸，职业伦理的内在要求压倒了个体的生命。这样说可能过于残忍，但是理性惜命的个体创设了一个超越个体寿数的有机体——国家，如果没有来履行国家的职责，捍卫国家的“职业伦理”的话，国家的合法性就会面临瓦解。灾难向国家和个体提出了一个尖锐的两难问题：个体生命和国家声明孰轻孰重？ 　　“岁月号”倾覆的原因还需日后大量的调查才能有比较稳妥的结论，但该船船长的表现已经让很多人愤怒。灾难发生之后，船长弃船逃命，已然违背了自己的职业伦理，各种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中对船长在面对海难或者海险时的职责和行为规范做了规定，必须要以保护乘客的安全为首要前提，船上的救援设施也要优先给乘客，说到底，乘客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船上的工作人员有义务为乘客的生命权而做出牺牲。 　　这种规定与国家的职责是一样的，船长也好、搜救人员也罢，他们的首要身份并非个体的人，而是一种机构或者组织。从个体而言，韩国船长的行为无可指摘，但是作为船长，他已经亵渎了船长的名号，侵犯了乘客的生命权。当事故发生之后，船长的错误指令加上逃跑行为大大减少了乘客逃生的时间。逃跑船长将会面临法律和良心的双重审判。法国《20分钟报》说，韩国学校制度要求服从，韩国社会又有尊重权威的传统，结果许多学生就在船方和带队家长的双重指令下真的待着不动，一些幸存学生表示，如果有提示“尽快离开”，早就跳海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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