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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迷局:权钱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氮肥厂

  广宇化工如今看起来是个萧条的地方。它位于远离广汉市中心的东西大街上,车辆行人稀少,商店和住宅区也不多。拉货的大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进出,扬起一阵阵灰尘。机械设备锈迹斑斑,转动时发出震耳的噪音。除此之外,厂里就没什么生气,四下无人,只有传达室里站着两三个人,不言不语地看守着大门。

  1985年,当刘汉进入这里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时,广宇化工还是一家国营企业,名叫氮肥厂。在广汉三家知名的国营企业氮肥厂、电力厂、磷肥厂中,氮肥厂效益最好,广汉市的工业局局长大都出自这个企业。2000年左右,因经营陷入困境的国企改制风行全国时,氮肥厂也实行了产权改革,国有资本退出,终结政府与企业的行政、经济关系,解除原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彼时,已经掘得重金的刘汉还回来买了一部分股份,不过那已是后话。

  现在看来,进入氮肥厂可以说是命运留给刘汉过平常安稳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刘汉也颇为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他的一位前同事记得进厂时填招工表,“表上原来写的是国营全民制招工表,但被一个章划掉了,改成集体所有制。刘汉当时就对人事科的人说,咋回事呢?直接是国营广汉化工总厂就对了嘛”。

  这是采访对象在深夜特意打来电话补充的回忆细节。如何认识今日站上被告席的刘汉,如何理解他庭上的眼泪以及自辩与公诉书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是很多在不同时期和他有过交集的人,或多或少都思考着的问题。“他当时的表情和说话,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等级观念。”这位前同事对本刊记者说。

  虽然当年的刘汉很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但他似乎并不珍惜这份工作:既没有认真学手艺,也没有表现出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联络人际关系的特长。一位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出门都负责扛工具,他是师傅扛梯子,拿工具,他空着手走,当时是我们厂里一景。”他表现得与广汉街头那些精力过剩但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年轻人一样,泡茶馆,带着录音机去郊外跳街舞,没正经逗逗女孩子玩。“他当时就无聊到这种程度。有一次在车间搞维修,有个女工说‘我最不爱过夏天,一到夏天我就喜欢流汗’。他就接话说,‘咹,你喜欢我啊’。”

  老同事评价氮肥厂期间的刘汉“就养成了一种公众人物的味道,喜欢高调”。他做过一件当时看来很荒唐的事。“厂里搞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安排候选人,他买了一条红塔山,许诺投他一票,就给一根烟。当时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多元,一条红塔山要100多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选上的,但他就敢花这个钱。”从刘汉后来的经历看,这并非纯粹的玩笑。一位在刘汉发迹后与他有过接触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评价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刘汉的第一次婚姻娶了当时广汉工业局副局长的女儿,花了几万元包下城里最高档的歌舞厅举行婚礼,这在当时是非常风光高调的事情。如果刘汉继续留在化工系统,这门亲事对他的前途应该有所帮助。但从氮肥厂一个薪资微薄的工人起步,显然不是刘汉甘心经营的事业。一位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氮肥厂两年半,旷工就旷了一年多。他以为单位不敢开除他。因为当时开除一个人,厂里要给民政局交钱,但结果还是把他开除了。”1986年,刘汉离开了氮肥厂,也自此离开了平定安稳的传统人生道路。

  木头生意

  如果在阴雨天走上从川西平原进入川西高原的道路,只能看到云雾弥漫间,山脉层叠连绵,似乎没有尽头。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公路还没有修建,穿山的隧道没有打通,车辆只能沿之字形盘旋行驶在悬崖边。山路险要,一到下雨就泥泞遍地,冬天路上还布满极易打滑的小冰凌,是汽车轮胎很难回避的隐形杀手。只有对金钱有着狂热渴望和胆量的人,才敢在那样的路况下进入这片山脉,带着高原的物产一走就是一个月时间,然后回到平原上赚取高额的差价。

  刘汉离开氮肥厂后,先是去了一家收入稍高些的砖厂打工,但他很快寻找到了自己的淘金之路。虽然在工业时代,缺乏资源优势的广汉已经丧失了重镇地位,但它仍然位于四川交通最好的地方。从成都平原往北去省外,第一个经过的地方就是广汉。这里贸易发达,信息集中,当地人的思想也比较开放。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个撤人民公社建乡镇的地方就是广汉向阳镇。刘汉很快从密集的贸易信息中找到了自己的冒险方向。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来自建材、木头等贸易,其中贩卖木头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

  曾担任甘孜州林业局副局长的彭基泰告诉本刊记者:川西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不像东北有专门运输木头的森林铁路。在计划经济时代,甘孜的木头运输主要靠水运,大部分通过雅砻江的水流到攀枝花。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用汽车运输,那是因为甘孜州没有其他原料,生产生活物资都是从成都运进去的。汽车进去卸货后,空车回去会带一点木材。如果专用汽车运木材,1立方米木材的成本大概是100元到120元,运费比木材本身还贵。

  改革开放后,木材运输业也有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国家计划指标的木材仍然走水路,这部分木材在市场上买不到,要靠向省计委申请指标,才能到水运部门凭指标拿木头。通过汽车运输的木材则走市场——这是由最敏锐胆大的个体老板们组成的市场,刘汉就是其中之一。木材费用加上运输成本,到成都大概将近三四百元/立方米,木材的市价最低的时候300多元/立方米,最高的时候五六百元/立方米,汽车运输的平均利润大概只有二三十元/立方米。这样算,单靠赚取差价,并没有给个体木材老板们多少利润空间。但当时贩木材的规则并不是在差价上挣钱,而是“在尺寸上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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