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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8-28 09:20:25

十八大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依赖于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机制的经济，本身具有更强的应对各类不利冲击的韧性和灵活性。正因为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即便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可金融市场依旧对美国经济前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最乐观的预期；与美国相反，尽管中国实现的增长率依然属全球明星，但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金融（股票）市场才对中国经济要求了较高的风险溢价。可以说，技术创新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但是，技术创新需要人才培养、金融支持、专业制度等创新体系的强有力支撑。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道出了中国创新体系的痛处，但要改变它似非一朝一夕之事。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指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他特别指出：“本土创新精神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中国能否培育出适合大众创新的土壤，是中国能否在新技术革新的潮流中继续充当增长领跑者并提高中国经济活力的关键。 　　第三，提高劳动者素质。新世纪伊始我们党就提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始终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并没有因为十多年时光流逝和经济过渡到新常态而过时，相反，经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过渡，更凸显了该论断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人是生产力中唯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劳动者不仅仅是操作生产工具的工人，更因为他们处于实践最前沿，能更深切地体会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中的诸种弊病。况且，提高生产率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并不完全是由那些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在封闭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大众创新是推动技术进步或完善制度建设主要因素。即便许多人都强调当下改革的“顶层设计”，但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应当是对草根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改革，因此，顶层设计的改革也要“紧紧依靠人民”。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深化。进一步的，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供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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