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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灰帽子的人》：非常岁月惊骇多

http://www.CRNTT.com   2014-12-28 09:21:20

贰   　　“灰帽子”是邵燕祥先生首先借用的词语，色彩之准，定位之巧，应该会为当代治史者所记取并认可的。邵先生1959年摘了右派帽子，人前背后被视作“摘帽右派”，依旧头上还有一顶有形无形的歧视性帽子。邵先生用“灰帽子”作为自己及政治身份相似人群的共用符号，概括是相当精到而又沉重的，也包含着过来人无尽的辛酸和愤懑。   　　邵先生曾经多次说过，他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属于“非典型”，因为更多的摘帽右派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他能从劳动改造的地方返回到中央电台工作，应算是少见的个案，但依旧感受到在“人民内部”被隔膜的痛楚，见到的熟人也多是表情漠然，只能习惯于独来独往，狠心地把自己关闭起来。最关键的是，不能留下任何惹来祸害的“罪证”，因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竟成了千百万“待罪之鱼”宿命的叙事模式，只能无需思考、麻木不堪地随大波逐恶流。在阶级界限分明的社会环境中，“灰帽子”们只能顽强地泯灭自己的感知能力，坚决做到不“越位”，并卑微地、无声息地依附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这使我想起早年流传于美国民间的一句话：“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尘埃之中。”   　　邵先生仔细记录了“冒头”挨打、控制异端的一桩桩“极左”事例，写出相互之间猜疑、敌意的负面情绪。在思想改造的高压氛围之下，人人只能“口吐铅字”，就是只能说能够登报的“安全”内容，偶有迹象表露都会招致灭顶之灾。譬如，中央电台播音组丁一岚身为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夫人，也要被迫在会上交心说，某个观点她也曾有同感，但她只是心里想，没说出来过。某副主任当时严正地指出：心里有这种想法也是反党。邵先生在书中点出副主任这种诛心之论的霸道样子，实际上是单位日常斗争的常态：“出语凌厉，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灰帽子”们学会尽量少说话，不能让自己的言行随意上人家的“秋后小账本”，以求得一种“异样”的安全感，反而会因为自己“变异”而在“互相伤害”环境中谋得难得的安宁。邵先生只能在北大中文系教授吴小如这样的老友面前，恢复自由地倾诉和倾听，他1972年写的诗句“求友应从生死场”，说的正是交友之难之苦，反映干涸车辙里相濡以沫的垂死鱼之交。   　　有一笔最为难忘：1958年广播局局长梅益在路上向邵先生夫人谢文秀问及情况，谢文秀向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指邵燕祥）怎么会是右派呢？”梅益说了一句“惊天”话语：“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联系到“文革”期间梅益的悲惨遭遇，他说的这句话确实有惊人的预见性，表明他亲历深知残酷无情的党内斗争之后的洞察力和悲观程度。   　　邵先生特地写到侯宝林、马季所在的说唱团，称之为“保持人味的园地”，因为曲艺名人因自己文化水平较低，较能真诚地尊重有文化的人，平常工作相处中能欣然迎接，笑脸相向。我读到此章节时，泪花忍不住流淌出来，这在阅读本书时是唯一的特殊感触，是沉重世界之中最不能忘却的一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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