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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白崇禧“战神”之誉姑妄听之

http://www.CRNTT.com   2015-01-18 10:50:14  


 
  桂军参加抗战之后,白崇禧主张对怯战分子予以严惩,尤其是对一批作战不力或临阵脱逃的军、师、旅、团长或撤职或枪决,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桂军的积极抗战树立了正面形象。然而到了抗战后期,白崇禧也显露出他私心的一面。比如在1944年的桂柳会战中,他将本应承担防守桂林的几个与他有亲信关系的师、团长调走,并抽出了精锐部队以保存元气,反调一个新兵师来承担守城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士气。抗战胜利之际,白崇禧甚至还违背蒋介石不让桂军进入南京受降的命令,暗中指示所属第七军一个师进城受降,给了蒋记中央一个难堪。

  内战中的桂军,虽散布在华东、华中两个战场上,但鲜见硬仗,基本在打酱油。白崇禧有自己的算盘,他依然想保存实力。唯一的莱芜战役,还是因为部队主官的异动,而未战即败。桂军在基本没有受到较大损失的情况下,度过了三年,而白也在1948年由国防部长调任华中“剿匪”总司令。

  现在有不少人说白崇禧在担任国防部长前夕曾前往东北指挥作战,并在四平大败林彪,白先勇《战后国共东北之争》一文中也指称由于蒋没有采信白崇禧乘胜追击的建议,片面下停战令,给了林彪喘息之机,方导致日后东北惨败。笔者认为,此二说有待商榷。

  我们知道,白崇禧前往东北之前的实际指挥者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前线指挥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负责。根据史料记载,白崇禧是在5月17日奉命前往督战的。这里的“督战”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亲临前线监督作战,那么作为督战官的白崇禧有权直接干涉指挥吗?笔者目前还无法给出结论,不过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一书对白在东北有相当长篇幅的记述(423页-424页):

  5月17日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将军到沈阳视察。白氏在当晚与杜聿明将军详细分析、研究了北满军事情势后,又于次日在杜将军陪同下亲临我设在开原的前进指挥所视察……白、杜二位将军都认为攻下四平街是不成问题的。但白将军对于我们下一步攻占长春、永吉的作战计划却有些忧心忡忡……莫若打下四平街后不再向长春北进,这样一则可以缓和国内外舆论的非难,二则可以获得整训部队的时间,假如与中共和谈失败再发动进攻不迟。杜将军则力争一举攻下长春、永吉……这时,我们闻报右翼兵团……并未遇到解放军的有力抵抗……这个消息使白将军非常高兴,他也预感到解放军可能不会固守长春,遂又拉着杜将军一同到红庙前方视察。据说在火车上二人继续研究进攻长春、永吉的问题……最后白氏总算放下心来,对杜说:“如果确有把握的话,我也同意一举收复长春、永吉。那么你就照原计划打,我马上回去同委员长讲,收复长春、永吉后再与共产党谈判下停战令。”白、杜二将军当日即同返沈阳。次日,白氏便飞回南京……

  可见,“停止北进”是白崇禧的本意,又何来主张乘胜追击被否之说。据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记载,国军总攻四平发生在5月16日,也就是白崇禧抵达东北的前一天。此时国军已占据绝对优势,而白抵东北的次日,即18日,林彪就经过中央的同意而放弃四平,同一天白也返回南京。试问,白仅在17日这一天,即便亲自干涉指挥,对于整个战局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国民党在徐蚌会战之后,精锐基本丧失。此后蒋介石被迫下台,使新桂系登上了政治舞台巅峰,李宗仁也成为代总统。但是白和李所期待的划江而治却没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白就只能与中共正面交锋了。

  奇怪的是,白崇禧虽然信心十足,但却没能掌握住那些被他部署在两湖的军队。白崇禧重蹈了1929年的覆辙,他对局势太乐观了。当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湖北的张轸和湖南的陈明仁先后起义,这使新桂系的根据地广西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面前。直到此时,白崇禧仍然困兽犹斗,他集中桂军主力于衡阳、宝庆地区实施反击。“小诸葛”的名头虽然在青树坪捞回一票,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他的主力就反遭解放军的重创。这一次,他是重蹈1930年的覆辙了。

  桂军主力一战即败,其他各路桂残军自然也挡住不住解放军的进攻了。很快,各路桂军或灭或降,只有少量部队逃到越南。尽管白崇禧要在广西实行总体战,尽管还有人愿卖命,但一切都是徒劳的。很快,白崇禧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根据地——广西,黯然南渡台湾。

  综观白崇禧一生,历经阵战无数,可谓一员杰出将领。但在实战指挥上,白崇禧的优势则更多地表现在参谋业务上。用当年军中流传的话来说,白崇禧能入列“民国三大参谋长”而不是“三大指挥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可以说,“小诸葛”之名名副其实,但“战神”之誉就姑妄听之吧。

  作者:胡博 系历史学者  来源:人民网 2015-01-17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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