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如何深化

http://www.CRNTT.com   2015-02-10 09:48:41

第四，反腐败不可以过于道德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们对贪官恨之入骨，这不难理解。实际上，中国社会“仇官”心态形成已久，对贪官进行道德谴责不仅必然，也属必要。但是，光是道德谴责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制度上的反思。现在发现的众多贪官，也是一步一步从基层上来的。难道在这么漫长的过程中，他们的腐败行为一点也没有被人们发现过吗？那么多的干部为什么能够“带病上岗”？一些官员也不是一点好事情都没有做过，但为什么要使用腐败的方式来进行呢？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这些官员个人道德上的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 　　因此，反腐败的前段和后段同样重要。反腐败的前段就是预防腐败。预防腐败这个概念早已经提出，但并没有做得很有效。在这方面，人们关切的只是狭义的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而没有在广义的制度环境层面来考量问题。在很多方面，预防腐败和反腐败机制本身并没有多少关联，而是和其他方面的制度设计有关，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很多腐败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的腐败，往往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相关，要预防腐败就必须通过改革经济制度（如反垄断）的改革来实现。再如，社会政策的确立。中国的社会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政策等等，还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往往是“双轨制”，即官员一轨，社会一轨，前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而后者则仍然处于非常低的层次。 各种配套制度建设 　　又如，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现在中共培养干部成本巨大，要培养一个干部往往需要数十年，但一旦进入重要岗位没有多久，就变得极其腐败。并且，一些干部在腐败之前也很能干。这表明中共的干部选拔过程有很多问题，“带病上岗”往往是内部提拔而社会监督缺失的结果。腐败的政治意识方面也有问题。中国尽管有“刑不上大夫”的说法，但历史上有多少“大夫”最终死于刑场上呢？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之后就流传这种想法，形成党内的金钱政治呢？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且，尽管今天执政党也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但法治建设的本质，即“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仍然没有推行开来。所举的这些制度建设，都是在反腐败前所应当确立和践行的，它们都有助于预防腐败。 　　反腐败之后的制度建设并没有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方面也是中国社会呼声最高的。中共十八大反腐败运动以来，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司法制度的改革。去年四中全会通过的改革议程，包括建设巡回法院、跨区域法院和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些不仅可以减少甚至阻止司法地方主义，控制政治过多地干预司法，而且也可以澄清社会正义。在这些制度演变的背后，则是政法委本身的转型。政法委在其诞生时，其本来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中国的法制和法治建设，但最后演变成破坏法制和法治（例如确立基于暴力之上的“维稳体制”）。现在纠正过来，要重新成为推进法制和法治建设的政治机构。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