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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月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政党交往分析

http://www.CRNTT.com   2024-05-18 00:13:43

党的十八大以后，面对一度因安倍错误言论及强硬对华政策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正是自民党“友华派”政治家的访华活动发挥了打破政治僵局的重要功能，并推动开展领导人高层对话。此外，作为“自公政权”一员的公明党也积极发挥了两国沟通的第二管道作用。在政府层面的交往陷入僵局时，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友华派”政治家的往来发挥了良好的补位功能。 　　第二，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强调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的主张，然而“极端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一度与别国外交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并使中国的外部环境极度恶化”。⑤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政党友好交往的同时也时常因意识形态差异而产生矛盾和分歧。 　　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共运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党际关系中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为条件，主张不计前嫌，相互谅解。⑥此后，在与有着较强保守主义传统的自民党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贯彻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从而减少了两党分歧，发展了友好关系，进而在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促进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中，多次强调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与日本执政党的交往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开展的。安倍“梅开二度”伊始，在中日关系陷入僵局时，正是两国执政党基于超越意识形态的立场，才使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 　　第三，把握联系的普遍性，利用经济往来促进政治往来。在普遍联系的世界中，中日执政党间的政治往来和国家间的经济往来也是相互促进的。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及邓小平为互换条约批准书的访日安排，成了建立后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里程碑。⑦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后，两国执政党交往时很好地把握住了经济往来这一纽带，从而通过经济往来促进了政治往来。 　　1979年9月，中国方面正式向日本提出日元贷款请求。在对华日元贷款决策过程中，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领导层从总体上采取了肯定态度，大平正芳、河本敏夫等党内重要政治家更是明确表示要积极实现对华贷款政策。⑧同年12月，大平首相在访华时正式提出开展对华援助。日后基于日本对华援助而衍生的中日经贸往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日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1989年，虽然日本冻结了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但自民党有意推动尽快结束制裁并恢复贷款。1989年7月，日本首相宇野宗佑表示在出席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时提议反对制裁中国，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自民党内重要政治家、前首相中曾根、铃木、竹下三人的支持。⑨正是在自民党高层的支持和推动下，日本政府才得以在次年即解除对华经济制裁，从而使中日关系迅速解冻。借助取消经济制裁，自民党传递了增进中日两国政治互信的积极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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