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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兴中国传统，走向“左派儒学”？ | |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07:3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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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产生的呢？古代儒家思想家荀子提出了包括由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社会礼仪的观点。通过参加共同的仪式，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形成照顾他人的感情，因而更愿意为公共利益服务。比如，日本和韩国的老板可能喜欢和雇员一起唱卡拉OK。这种仪式是有差别的，老板第一个唱，唱的时间或许还长些，但是经过了一段唱歌和喝酒等后，更亲热的关系得到巩固，老板就更少可能在经济困难时期裁员。这样的礼仪帮助解释了日本和韩国大公司实行终身雇佣的模式。更常见的情况是这种所有人都参与的仪式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在社会上最不平等的东亚国家在财富分配方面相对更平等。 或许有些小国比如挪威相对来说有单一性并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因而能够提供任何方式的平等，但是儒家认识到大多数社会需要做出选择，要么成为像美国这样的采用财富形式表达权力的社会平等社会，要么成为用表达不同社会地位的被非正式礼仪约束的社会，有权力者不需要依靠物质财富来显示同等程度的“优越感”。对于儒家来说，后一种社会更好，关键是推动包括有权者和无权者在内的共同礼仪，让有权者感受到和无权者的共同体意识，因此不大可能通过物质财富这样的其他支配形式。 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儒家的另一个差别是前者在政治权、公民权与获取物质平等的经济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选择政治权和公民权。美国宪法表达了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基本自由倾向。即使像约翰?罗尔斯这样的左派自由主义者没有多少论证就认定如果公民权、政治权与经济正义发生冲突，前者优越于后者的原则。罗尔斯确实允许近于饿死的非常贫困的社会有优先获取食物的权力，但是这是西方大部分左派在为了经济权利的利益而牺牲公民和政治权利时愿意走的最远极限。 在东亚，不仅中国共产党说生存权是第一位的。国家有义务为物质贫困者提供帮助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这和西方政治史不同，在十八世纪前的西方，贫困被看作社会稳定问题或者慈善问题。因此，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为人民提供生存保障的义务被普遍看作是超越其他政治权利的价值不应该让人感到吃惊。中国或许超越了“罗尔斯式的最低生存限度”，意味着很少中国人处于挨饿或者营养不良的状态，但是民主应该再等一等，直到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再说的观点并不像在西方左派圈子里引起的争议那么大（当今中国的民主权利是否和经济发展冲突是个需要实证调查的问题，但是在问题不这么清晰的地方，甚至独立的左派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愿意强力鼓吹现在就实行民主）。另外一个例子是为了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和有秩序的环境而限制人民的自由流动的中国户口（家庭登记）体制。户口体制在松动，但是在向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移民仍然受到限制，这样的限制并不像在西方那样可能引起那样大的争议。 4．和陌生人的团结 团结是社会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对自由主义传统就未必如此了）。在西方，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出了实现团结的不同手段。对于法国革命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改变政治体制以及等级差别的社会实践，比如禁止使用正式的人称代词（vous）而选择非正式的人称代词（tu）。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通向团结的道路在于暴力的阶级革命和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民主党则认为国家通过推行公民权利平等的手段实现团结的价值。 儒家实现团结的方式在手段和目的上都和他们不同。这个思想表现在《大学》著名的开头一段： 穷究事物的道理，然后才有知识；有了知识，然后才能意念精诚；意念精诚，然后才能思想端正；思想端正，然后才能修身；自身修养好，然后才能治家；能治好家，然后才能治国；能治好国，然后才能使天下太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关系纽带从家庭开始被延伸到他人，到国家最终到达整个世界。但它的目的不是人人都平等对待的全球团结。相反，关系纽带随着向外延伸而强度越来越弱。人们也许对待陌生人很好，但是肯定没有达到像家庭成员那样的爱的程度。 这个“差等的爱”的理想是如何实现的呢？儒学强调了两个机制。第一个是在家庭内学部习关爱和照顾他人。然后用家庭成员的标签和模式推广到非家庭成员身上，从而把这种关心延伸到其他人。比如，在中国，好朋友和校友之间总是以兄弟姐妹相称，毕业留校的辅导员称学生为弟弟妹妹，在最好的情况下，老板和雇员之间也用家庭一样的语言相互称呼。家庭称呼的这些术语向非家庭成员的延伸比大部分西方语言都更广泛，这有助于东亚社会的团结。 儒学团结还通过教导和提升人的道德的礼仪来实现，尤其是在竞争性关系的情况下，这种竞争如果不带来战争，至少可能产生敌意和对抗。儒学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欲望能够破坏社会合作，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些欲望文明化而不是压抑这些欲望。这对于“胜利者”那些有权力有社会地位的人尤其重要。他们要以文明的方式行动，在旨在将人类欲望文明化的仪式中表现出谦逊和尊重。这些礼仪在过去和现在的体育运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让我们看看儒家对于君子射手的描述：“君子没有什么可争斗的，如果有所争，一定是射箭吧。射箭前要互相揖让然后登堂，射箭完毕走下堂来，要相互劝酒。那是君子的竞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3.7）这和日本相扑的仪式相似。这样的礼仪也指导了在西方国家中的体育运动，人们很快会想到的是帮助把摔倒的对手起来的礼仪，足球比赛结束后交换被汗水湿透的短袖衫等，但是礼仪在受儒家影响的东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体育活动中处于更核心的地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获得者往往表现得更谦逊，对对手更友好，这或许是受到奥运会前进行的讲文明运动的影响。同样道理，中国观众一般来说也更尊重其他参赛队伍或者运动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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