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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

http://www.CRNTT.com   2009-01-23 10:24:54  


 
  周其仁: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中国的经验说,没有简单的解。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机构,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行。但是强大的国家权力,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怎样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没有很好回答过的问题。改革遇到的挑战是:权力参与、渗透到了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

  记者: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周其仁:邓小平1980年就讲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那时还缺乏可操作的细节。到了1986年,经过8年的改革,他看到了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便很难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但还没等到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主要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法治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不是已经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来了吗?而且相对于民主、法治这些似乎有些空洞的目标来说,经济发展也更为重要。

  周其仁:“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也要当心杨小凯讲过的“后发劣势”。小凯不是不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到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但他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能够分享“后发红利”,所以反而对制度改革掉以轻心,以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这样掩盖问题,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等到毛病发作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记者:杨小凯始终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

  周其仁: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如果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就难以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不牢靠,或者歪歪斜斜的,难以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都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转型时期的的腐败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少披露出来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记者:现在似乎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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