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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

http://www.CRNTT.com   2009-02-25 10:18:57  


 
  王长江:没有大的趋势或者格局的变化。只是金融危机后,有那方面倾向的人,似乎获得了更多新的论据。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中国能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怎么看“没有改的那部分”?

  王长江:国家对经济有一定的控制、宏观调控肯定是可以的,问题在于控制的方法,还得尊重市场的规律。

  人物周刊:金融危机以来,“社会主义”这个词又在西方媒体上高频出现,《华盛顿邮报》甚至说,“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了”,有些中国媒体也乐于转引这类文章。

  王长江:西方人用这个词,并非是从意识形态上转而相信社会主义,也不是说要改变西方的基本制度,这只不过是在用意识形态语言进行调侃。像这种话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英国的艾德礼政府曾经推行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被英国人自称实行了“社会主义”。这和我们说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回事儿。

  这种调侃恰恰表明了人家的自信,人家觉得,我这个制度不会因为说几句话就变掉了,随便你叫什么,对我有用的我就拿来,人家的思维方式是实用主义的。

  人物周刊:但似乎感觉良好的人不在少数。

  王长江:这和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方式有关。我们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主要还是动员式的,动不动就把具体政策和什么“主义”联系起来。这种动员可以迅速调动起非常高的热情,但也可能起反作用。

  在美国,政府做得再不好,没人质疑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因为它的基本制度和政府政策是两码事。而中国则不同。把什么好东西都和基本制度联系起来、都说成是什么主义的“优越性”。老百姓习惯了这种联系,那如果有一天出现了不好的形势怎么办?

  人物周刊:我们真的认真探讨一下“优越性” 如何?

  王长江:当然可以。计划经济给掌权者赋予了神圣使命,也给了他们无限权力。由这种制度自然而然形成的庞大权力机关,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做大事情。但这也要看决策是否适当。

  我觉得用“特点”比用“优越性”来概括更合适。“特点”用得好了,才会是“优点”,而要讨论如何用得好,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就又多了。

  人物周刊:您很早就提出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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