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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企业家留下的精神财富 | |
http://www.CRNTT.com 2009-05-03 12:16:55 |
中国现代企业家留下了哪些精神财富? 上世纪的这些中国企业家、实业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粗略地归纳一下,主要讲以下6个方面。 1.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 这里涉及到两点:一是与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决裂。选择从商的“末业”,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容闳选择留学是因为家贫而上了不要钱的教会学校,郑观应选择到洋行学徒,那是童试未中之后。而张謇身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却下海经商办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破天荒的行径。第二,与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精忠报国观念相联系,张謇等名登仕籍的人(江苏另一状元公苏州陆润庠也在张謇下海两年后宣布去创办纱厂;咸丰朝老状元孙家鼐命两个儿子在上海办面粉厂)从商,一方面是对朝廷政治腐朽的绝望,另一方面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社会风气的变化,使他们看到了发展工商业于国于民的重要性,他们想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状元公”张謇从事工商根本就不是为了发财,他是要实现“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的理想。事实上,他也是从居丧守制期间受张之洞委任“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开始做起。 那些没有“功名”的实业家,也是一批“乱世中的理想主义者”。荣氏兄弟办企业是“事业迷”而不是发财迷。荣德生说哥哥荣宗敬是“大迷”,举债购机器扩办工厂是常事,他自己是“二迷”。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突然遭绑架,起初绑匪开价赎金百万美元。他回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诸位这次把我弄来,实在是找错了人,不信你们去调查。”绑匪调查后,将赎金降了一半。他向绑匪要过纸笔给家人立遗嘱,说他兄弟创业艰难,宁可牺牲个人也要保全事业…… 卢作孚基本上没有资本,因此算不上资本家,他只是股份公司发起人、创办人、CEO,他家股本占1/2000,股金没分过一分钱红利。 他们中的一些人办企业,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一为国家民族争利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当然也有两面性,既是真诚的爱国,也是对抗外国资本竞争的市场营销手段;流氓大亨杜月笙以及虞洽卿等人亦可作如是观),二把办企业当做改造社会的大实验场。 张謇在家乡南通城办企业,一开始就有推动地方建设和社会改造的志向。他起初名之为“村落主义”;1908年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他在南通就名正言顺地推行自治,虽然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治(与阎锡山的地方自治类似,是开明专制的地方建设,与中央大一统的行政管理不同)。张謇在当地办企业,大量吸收了当地的劳动力;修“模范路”和周边公路,建公园,搞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同时,办通州师范、办南通农校、南通医专、狼山盲哑学校、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更俗剧场和伶工学社,也办育婴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栖留所、贫民工场等慈善机关(简要的叙述请参阅傅国涌着《大商人》有关章节)。使南通一时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南通模式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人很大的启发。荣氏兄弟后来在无锡搞“劳工自治区”,幷提出以企业为核心辐射建设“大无锡”的蓝图。卢作孚在重庆北碚也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造实践(当代有谁做过?好像只有孙大午想过,试过)。 虽然这些人改造社会的梦想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有国际国内条件不成熟,无自治文化传统,过于乌托邦理想化,扩张冲动太强而力不从心等多种,但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志士仁人则毫无疑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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