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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平：提升香港管治 关键为何？ | |
http://www.CRNTT.com 2009-09-12 00:2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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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对政府印象确实变差了 刘乃强：在service marketing（服务业行销），有个概念叫emotional account（情绪帐户），即是说我买了你的服务，也不可能次次都满意，满意度自然不断下降。同一个道理，对一个政府来说，开始时，肯定有个“蜜月期”。外国也一样，现在批评奥巴马的人也多了很多。 王永平：你说得对。在一个开放、多元化的社会，其实内地也一样，人民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今天要求你做100分，明天就会要求你做110分，这是每个政府须面对的挑战。 刘乃强：所以，当你只做到99分或者98分，就一定会不满意了。 王永平：奥巴马也好，全世界领导人都是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得越来越好。另外一点值得谈谈，有人认为“反对派”影响市民对政府的支持。其实亚太研究所长期做的政党调查显示，政党（包括反对派）只代表约3成的民意，比如说，民建联代表10%，民主党10%，公民党7-8%，算上其他政党的几个百分点，加在一起也就才30%的民意。市民不满意政府，不代表他们对政党的满意度提高，很多时后者同样下降。从这个角度看，没有此消彼长的情况。所以，政府在市民的心目中的印象确实是变差了，至于变差的原因在哪，是另一个话题。 管治问题出在哪里 刘乃强：那么，你认为管治问题出在哪些地方？比如，这些年的内耗那么大，它的问题究竟在哪里呢？ 王永平：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在08年大概5月，政府宣布扩大问责制，这是一个转折点：特首民望从60多点一下跌到50几点，翻不了身。这是因为在处理方面确实出了点问题，无论是委任、薪酬、国籍等。比如，在委任时，有些副局长还保留外国居留权，即所谓外国护照。当报纸报导出来后，政府的辩护是基本法没有规定他们不可以有外国护照。我当时也讲了，这不是一个合法与否的问题。副局长是我们政府的第二梯队，整个构思是以此培养治港的领袖。政府以为市民是眼红人家有外国护照。其实香港不少人有外国护照，在这件事上，市民的看法是：为什么你要做治港的领导人，却一点承担都没有？为什么你不可以放弃外国居留权？说到底，香港已经回归十年多，做到副局长，还需要买保险？所以，这是一个致命伤。另一个致命伤是很多人认为委任不清不楚，为什么会委任他？还有是薪酬。开始不肯讲清楚，公布的时候市民就发现原来有政治助理拿比他以前多几倍的月薪。这就是转捩点的来由。 之后呢，有一些政策处理得不好，比如外佣税啦、生果金啦，给人印象好像事前想得不周详。又好像医疗改革、公共广播，似乎碰到争议性就不搁置不做。形成的印象就是与最早讲的“以民为本、强政励治”的理念不配合，因此影响了市民的看法。最新的例子包括因为薪酬问题，警员工会号召会员上街，结果警务处长答应帮他们争取，包括把薪酬追溯到以前，令市民感觉政府好像失了方寸。 另外一个问题，我发觉这一年来，有几件事加深了市民对所谓“官商勾结”的疑虑。这只是观感，一定要说清楚，是没有证据，我也不相信是事实。但就政治而言，在香港的传媒环境下，仅是观感就可以炒得很要紧。比如说退休公务员梁展文，前房屋署署长，政府批准他去地产商那里工作，然后在批准过程中，官员说不记得他以前处理过一单很具争议性的地产事件叫红湾半岛。这件事引起很大的风波，政府后来取消了这个批准，但立法会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继续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涉事的地产商就要求司法覆核，说立法会没有权力查。 这予市民的印象就好像是：商人很厉害。你召我去，我司法覆核你。严格说，他是完全有法律权利这样做，我们是法治社会。但从观感上看，这就予人“有钱大哂”的感觉。 另外，电盈私有化事件也曾引起很大的风波。很多人都觉得种种做法（时机、定价等）对长期持有及亏本多年的小股东不公平。后来上诉庭判私有法无效，大股东决定上诉到终审庭。我曾写过文章批评私有法这做法。最近我在《信报》的文章被放到网上版去，有报章猜测这是因为我得罪了是《信报》“老板”的电盈大股东，另外有电台怀疑《信报》受到政治压力，要取消我在报上的专栏。我公开说过我是同意《信报》这个安排，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不再写评论。 但这些事件都加深了市民对香港富商很“威”的观感，于是可能连累到政府，认为官商“勾结”。最近的雷曼事件，拖了一年多终于得到解决，银行承诺赔偿6至7成，但有人认为政府“欺小怕大”，因为之前有两间股票行全数赔偿。 我绝对不相信政府是跟商家勾结，而我一直认为绝大多数的香港商人都是行为正当，贡献社会。但香港是个自由经济、贫富不均的社会。部分商人，例如是地产商，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与中央及特区政府关系密切，很多小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有需要时要帮他们主持公道。“官商勾结”的疑虑，对社会的和谐绝对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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