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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寻找中国价值观

http://www.CRNTT.com   2010-01-11 11:13:58

从WTO到世博 　　在西方社会看来，1949年以后的中国先后经历了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改革者”和可能的“维持者”等角色的转变。1950年代，中国被视为对西方的一个主要挑战，1960年代甚至一度被视为国际体系中最具激进色彩的革命国家。随着中国在1970年代初尝试打破孤立状态，并在1970年代末启动意义深远的改革，这种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使中国与外部主流世界的关系具有了一种全新的性质与态势，从原先的紧张和对峙局面，转向一种新的求同存异、合作对话，中国越来越成为现有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建设者、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方”。 　　而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则意味着中国国内体制与世界规则的全面对接，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代，也表明中国完全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内的大国，成为现行体系中的一个正式成员。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实力的不断增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国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交替出现。面对压力和疑惑，我们第一次不得不对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后将如何与国际社会相处等问题做出回答。2004年，中国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2005年，中国又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平发展”强调中国发展的道路，“和谐世界”强调中国发展的目标，二者的着眼点都是如何处理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则标志着世界欣然选择了开放的中国，这是日益开放繁荣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篇章，也是对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家组织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中国人一直希望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一个富强的中国，而奥运会确实如预期的那样，取得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的效果。 　　金融危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次危机要是没有作为国际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的参与就很难解决；同样，没有中国的参与，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建立不起来。这与过去“绕开中国，地球也照样可以运转”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日前，英国《金融时报》在《美国在摸索如何适应中国语调》的社论中指出，美国总统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姿态访华、在从人权到汇率高估等问题上给中国“上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形势已逼得奥巴马被迫扮演一贫如洗的债务人角色——他正拜访苛刻的银行经理，要求再贷一笔款子。 　　随着中国在金融危机中重要性的凸现，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也随之改观。北京奥运会前，西方对中国的批评达到了顶点，很多批评都属意识形态领域，比如人权和民主。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官方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批评相对淡化。出于需要中国帮助渡过危机的考虑，在打价值观牌或者人权牌上有所收敛，转向低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利用西方对中国的需要，就可以换取某种政治利益，因为西方政治的多元性依然存在。 　　对中国来说，要和国际社会沟通，就需要确立自身的外交话语，要表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的产生并非中国一厢情愿。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必须在结合中国本身经验的基础上，在和外部世界（既包括西方世界，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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