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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赶上欧洲? | |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
对中国抱同情态度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本《中国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样,史密斯也发现儒学道德观与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写道:“儒家学说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笔者相信,在儒家学说下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这一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学说如何使大部分人变得高尚起来呢?”他发现,中国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对人缺乏诚信和关怀,缺乏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他写道:“我们把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些经典的教诲对比后就会发现:这些教诲注重在道理上把社会带向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境界,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 十九世纪在华的西方人都对当时中国人的不诚实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库克的话说:“西方人最讨厌被人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伤害。他不会否认这是事实,只是这样回答: ‘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谎话连篇,现在就在说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张口就是俏皮话,看你一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念头’。”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并不都是缺乏反思的,否则不会出现“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话,也不会产生“伪道学”这样的贬称。到现代,更有一些先进的人们开始了反思。许寿裳先生在《回忆鲁迅》一文中记述了1902年与鲁迅先生在东京探讨中国国民性的情景,说“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 如果我们考察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想象中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在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年代里,人们的道德水平并不比现在高。明、清两代的中后期,社会道德都一塌糊涂。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 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曾流行肺鼠疫,死六万人,哈尔滨傅家甸最为严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十二名俄国人应邀到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对他人缺乏关怀,缺乏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痼疾,在道德滑坡的当今还可以见到,不过程度已经大不一样。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国大救援就清楚了。同样是灾难,人们的态度已经不一样,进步多了。人们说道德滑坡,主要是与计划经济的年代相比较,而几乎没有人将其与历史作比较。将古代社会想象为君子之国是没有根据的,把现在的道德滑坡说成是因为传统儒学的被遗忘也是没有根据的。如今有些高捧孔子的言论很容易令人想起清代无名腐儒在蜀道驿站墙壁上涂鸦的那句话:“天不生仲尼,则万古常如夜。”这种过分的言论当时就引来了嘲讽,有人说,怪道孔子没有出生以前的人都打着灯笼走路呢。 上面说的是对人缺乏爱心,再说诚信的缺乏。 我们“仁义礼智信”念了两千年,喊了两千年,效果如何?不妨再举个例子。在对待陌生人的态度上,我们和那些社会道德比较好的国家的程序刚好相反。人家是首先相信你,交往中完全不设防,但一旦你骗了他,那他就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反映到制度上,他们建立了黑名单制度,你的不诚信污点将跟随你一辈子,叫你得不偿失。我国的程序刚好倒过来。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首先是不相信,小心翼翼,只有交往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人可信,才渐渐相信他,才有把握说,这人没问题,我和他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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