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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救灾”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06-22 11:45:02

“灾后重建”的尴尬 　　“抗震救灾”是短期内大面积的紧急救援，是非正常状态下的超常规运作。一旦紧急救援、过渡安置、清理废墟、搭建板房等工作完成后，便转入漫长而细致的灾后社区恢复重建阶段。就汶川灾后重建的经验教训而言，当部队等救援大军一旦撤离灾区(进入灾后重建阶段)，社区重建便面临两方面的考验： 　　一是“抗震救灾”时期遗留下来的诸如资源分配不公，补偿政策落实不到位、盲目拆迁等关乎民生的问题立刻浮现出来，此时群众不断挑战基层政府(上访等)。例如，面对群众提出的“豆腐渣工程”，物资、帐篷、板房等分配不公平等问题，基层干部不是回避，便是以大帽子压人，导致群众普遍反映：“中央政策太好，地方干部乱搞”。干群关系持续对立。 　　二是灾后重建除了房屋、道路、水电等硬体设施的恢复重建外，最艰巨的任务是社区重建。汶川和玉树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在临时安置区内社区基层组织(居委会、村委会等)几乎瘫痪(发挥不了作用)。一位玉树的民政干部气愤地说：“基层什么家底都不清楚，原来报上来的数字是500人，到分发帐篷时竟然冒出来1500人。”一位汶川的干部说：“基层组织连辖区内的常驻人口都不清楚，别说流动人口了。”此外，灾后社区重建的核心目标是社区民众生活的重建，这既包括生计重建，也包括社区组织、社区关系、社区支援网路、社区文化、社区生态等方面的恢复重建。汶川灾后社区重建近两年的实践证明，上述漫长而细致入微的社区日常生活(软体)的重建，举国动员式的灾后应急机制是无能为力的。 　　众所周知，要保证社区重建落到实处，必需依靠基层组织扎根社区，与民同行。但无论在汶川还是玉树，安置区基层组织要么瘫痪，要么形同虚设，无法上情下达，无法为人民服务。以汶川社区重建为例，现在的两难困局是掌握资源的基层政府无力或不愿意扎根社区(走进千家万户)组织群众从事长期而深入的社区工作，而愿意扎根社区推动社区重建的组织(NGO、志愿者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却没有资源，这些组织要么很快夭折，要么依靠国际基金苦苦挣扎。据我所知，汶川地震的民间组织包括社工站几乎没有拿到政府资源。 　　南都公益基金会徐永光先生指出：“民间捐赠的资源，拐个弯就到了政府。特别极端的是汶川地震，760亿捐款，八成进入政府财政。”徐总结汶川地震的捐款出现四个看不见：第一个看不见是捐款到底用到哪里，捐款人看不见；第二是灾区群众看不见捐款；第三个看不见是比较糟糕的，灾区政府看不见捐款到底哪里去了；第四个看不见是灾区的民间组织，特别是从事灾后重建的民间草根组织，他们根本就得不到捐款。 　　玉树正进入灾后重建阶段，此时的矛盾日益突出，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是否会重蹈汶川的覆辙，这需要执政者有足够的智慧去破解上述两难的困局。 　　“防震减灾”的缺失 　　完整意义的“中国式救灾”还应该包括风调雨顺时期(震前)“防震减灾”意识的培养和忧患意识的养成。尽管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减低危害是切实可行的。这方面国际民航组织对安全的定义最具说服力：“什么是安全？一般的看法是，安全就是不出事，而国际民航组织有个比较科学的定义，安全是一种状态，即通过持续的危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过程，将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的风险降至并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其以下。” 　　四川两年触目惊心的经验告诉我们，地震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无论是成都、都江堰，还是众多的村寨，震前人们几乎没听说过“龙门山断裂带”，更没有紫坪铺大坝有威胁的丝毫危机意识，没有危机和风险意识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这导致一旦灾难来临，中国人变得束手无策。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村民们说：“地震来的时候，都乱跑，聚在一堆，望着山崩地裂像个木头，看到娃儿女人家在废墟里头不知道咋个办，连灭火器都没碰过……要是我知道这里是断裂带，要是知道地震了抱头钻到桌子里头，就不会死那么多人……”玉树地震后很多人才听说“巴颜喀拉地震带”。 　　2010年5月16日，我亲临曾经给1000人集体火葬的玉树结古镇火葬台，这让我想起映秀的“万人公墓”。面临这么多亡灵时，我在想，除了感恩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外，我们对“中国式救灾模式”应该有怎样的反思呢？我们接二连三地遭受天灾之苦，面对全国人民巨额的慈善奉献，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交代？既然灾难与平安共存，除了祈福明天更好，我们是否还应该让所有人对今天充满忧患和提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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