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柔缙:台湾人的“上海路” | |
http://www.CRNTT.com 2010-06-26 09:36:47 |
六月中,台北松山机场开始直航上海虹桥机场,刷新了台湾人前往上海的方式。 从十九世纪到日本时代结束,台湾和上海之间的通道全由水路。 据一九○五年报纸记载,一八八五年,也就是刘铭传出任台湾巡抚那年,清廷在台政府派人到德国买了两艘船,“开通上海台湾航路”。有了路,接触跟着就来了;上海的“申报”随即派遣一位通信员,长驻台北卖报。衙门的官员因此有中文报纸可看,瞭解中外情形。 到了日治时期,松山机场于一九三○年代虽然已有民航机起降,但只飞冲绳和福冈,台湾人到上海,还是唯搭船一途。日本时代最早开往上海的定期轮叫“抚顺丸”,一九一一年四月五日首航。出发地点非一般熟悉的基隆港,而是打狗(高雄)码头。台湾南部产糖,抚顺丸首航载的货,五百包龙眼肉之外,就统统是糖,一万五千多担几乎全在上海卸下,只有少少的两百七十担配送汉口,可见有船从打狗到上海,无疑打通台糖输往上海的一条大路。 一九一○年代之后,台湾人到上海,可搭各种大小轮船,但多非直航。常常都是先到福州,再往北停靠上海,最后到大连,才走完整个航程。 这条航路属北中国线,跟到厦门,南转汕头、广州的南中国线不同,两者不相重迭,各走各的。一九三一年,“中华民国”在日本帝国的台北设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林绍楠从上海搭船来台履新,就是先经福州,再到基隆。 前年,我访问了松山的老医生余锡乾,他年轻时,在满洲念医科大学,也在那里开医院。一九四二年,经人媒妁,余太太要去长春与他成婚,也是搭福州、上海到大连这一轮船航线。余太太出发前,老丈人的朋友、三阳工业创办人黄继俊送她哨子、红布和人蔘等三样东西。余老医师说,黄继俊过桥都会拿拐杖敲一敲,个性稳重小心,所以,三件礼物送得各有其道理;万一不幸发生船难而落海,哨子可以求救,红布可以吓走沙鱼,口含人参则能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那时正值战争,前往上海的航路上增添了许多恐怖气压。 日本时代,也有许多人不像余太太那样走法到上海。当时制度很诡怪,从日本到中国,不需签证或护照,到了中国,行动也很自由。但是从台湾到中国,就需申请“渡支旅行券”,到了中国,那边的日本领事馆且看得很紧。于是,一九二五年,前“副总统”谢东闵中学未毕业,想回“祖国升学”,决定到中国第一大城市看看,他是先搭往日本的船,抵九州门司港,上岸转乘火车到长崎,再从长崎搭客轮直达上海。一九二三年,台湾共产党奇女子谢雪红也是这样迂回一圈,才到了上海。 舍近求远,只为换得自由空气,这样一条台湾人走出来的“上海路”,毋宁是殖民时代的特殊产物。 |